摘要

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清朝前期统治者，十分注重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正确的民族政策，积极稳妥地处理满族与汉族等民族的关系，不仅促进了满族与汉族等各民族的团结，而且有效解决了困扰历代统治者的边患问题，即中原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关系难题，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将中国古代统一战线智慧推向了新的高峰。不过，清朝统治者未能跟上随着远航事业发展、全球交往交流时代到来的形势，未能看清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民族国家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的现实，因而未能正确处理同西方民族国家关系问题即东西问题，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落后和衰亡，并终结了在中国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帝制。

关键词：清朝时期；康乾盛世；统一战线智慧

1960 年初，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期间，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著名满族作家老舍，在休息室遇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叫住他，饶有兴趣地说：“一起坐一坐，说说你们满族人。”毛泽东着重谈了康熙皇帝的三个伟大贡献，在谈到第二个贡献时说，康熙皇帝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 5 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 20万人，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那么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发明了一个统一战线，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先进得多的汉文化。从毛泽东的评论可以看出，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清朝前期统治者，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了较为和谐的民族关系，不仅成就了中国封建社会又一个盛世——康乾盛世，而且有效破解了困扰历代统治者的中原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关系难题，即南北问题，将中国古代统一战线智慧推向了新的高峰。不过，清朝统治者未能跟上随着远航事业发展、全球交往交流时代到来的形势，未能看清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民族国家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的现实，因而未能正确处理同西方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落后和衰亡，并终结了在中国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帝制。

一、坚持剿抚并用，完成统一大业

满族是我国东北地区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先秦时期叫“肃慎”，汉代改称“挹娄”，南北朝时易名“勿吉”，隋朝时更名“靺鞨”。唐代，靺鞨的一支——粟末靺鞨的首领大祚荣建立渤海国，接受唐朝册封并入贡于唐，这是满族先世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五代时期，靺鞨改称“女真”，其渤海国被辽国所灭。北宋时期，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率军打败辽国，建立大金，这是满族先世建立的第二个地方政权。12 世纪，金国被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军队所攻灭。明灭元后，分成建州、海西、野人（东海）三大部，均处于明朝统治之下。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 1616 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三大部，追溯其先世——北宋时期女真政权大金，建立了新的政权“大金”，史称“后金”。明崇祯八年（公元 1635 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即位后，为增进民族共同体意识，将族名改为满洲，次年又将国号由“金”改为“清”。明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皇太极幼子、6 岁的福临在北京紫禁城登基，中国历史进入清朝统治时期。

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曾在《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序言中写道：“大一统义倡自《公羊》，汉末何休发扬光大之，千百年来此义深入人心，变成我国民族间之凝聚力。”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同样秉持大一统理念，以完成国家统一大业为己任，并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康乾盛世时，中国陆地总面积达 1300 多万平方公里。清朝统治者是如何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呢？主要是剿抚并用，“剿”即诉之武力，“抚”即诉之招抚，而招抚策略本质上是统一战线策略。

（一）平定“三藩”叛乱

清军入关后，在消灭李自成残余势力和南明政权过程中，为了解决自身力量不足的问题，重用明朝降将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等。鉴于他们长期统兵作战和屡立战功，并考虑继续利用他们稳定南方、屏障朝廷，清初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镇守云南；封尚可喜为平南王，镇守广东；封耿仲明为靖南王，镇守福建。此三王合称“三藩”。令清廷始料不及的是，“三藩”不仅垄断地方财政、掌握当地官员任免大权，而且各握兵柄、拥兵自重，导致他们所镇守的地区成为“独立王国”，严重影响了国家统一。

康熙十二年（公元 1673 年），年老多病的尚可喜上书皇帝，请求归养辽东，留下儿子尚之信袭爵留镇。稍后，吴三桂、耿精忠（耿仲明之孙，已袭其爵位）也假意撤藩，以刺探朝廷态度。康熙皇帝将计就计，同意撤藩。吴三桂没想到自己弄巧成拙，公开反叛，随后称帝，耿精忠、尚之信以及广西、贵州、四川、陕西等地汉族将领和官员纷纷响应。

康熙皇帝根据形势的发展，团结争取各种力量，集中力量孤立打击吴三桂。首先，对于在北方的“三藩”亲属和部下，只杀了首恶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和孙子吴世霖，以示平叛决心，而对于其他人明确宣布一概不株连治罪，让他们安心守职。其次，晓谕云南、贵州等地军民，即使受吴三桂等人蒙蔽参加了叛乱，只要悔过投降，便不予治罪，从而动摇了叛军军心。最后，在加紧军事围剿同时，积极招抚吴军将领，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对吴三桂养子、陕西提督王辅臣的招抚。王辅臣配合吴三桂在西北叛乱，康熙皇帝让其子招降，遭到王辅臣拒绝。于是派大军将其包围，王辅臣只好遣使乞降，康熙皇帝不但准降，还复其原职，加太子太保、靖寇将军名号，从而挫败了吴三桂依靠王辅臣配合北犯的图谋。随后，耿精忠、尚之信接受招降。吴军诸将见大势已去，也纷纷迎降。到康熙二十年（公元 1681 年），“三藩”叛乱彻底平定，结束了国家分裂割据局面。

（二）统一台湾

据文献记载，早在汉代时祖国大陆与台湾就有了交往。北宋时，开始在澎湖派兵戍守。元朝在澎湖设置巡检司，此后，中国历代政府开始在台湾、澎湖地区实施行政管辖。

明朝末年，统治衰败、海防空虚。1624 年，荷兰殖民者乘机侵占了台湾南部。清朝顺治年间，郑成功支持南明政权反清复明行动失败后，决定进取台湾，以形成“进则可战而复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的有利形势。经过充分准备，顺治十八年（公元 1661 年），郑成功亲率大军打败了荷军，被荷兰殖民者侵占 38 年之久的宝岛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郑成功因此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康熙平定“三藩”叛乱后，鉴于郑成功在台湾建立了以南明为正朔的地方政权，且拒不接受清朝的统治，决定坚持剿抚并用的策略，重新掌握对台湾的行政管辖权。郑成功去世后，康熙皇帝派原属郑成功部下的降清将领施琅，率水师 3 万余人进攻台湾的门户澎湖，并大获全胜。康熙皇帝审时度势，否定了继续用武力进剿台湾的主张，认为招抚才是上策。台湾方面，由于已无屏障可依，面对清军强大攻势，上表请降。康熙二十二年（公元 1683 年），在台湾孔庙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悬处海隅 22 年的台湾，终于重新由清朝政府管辖。统一台湾的捷报传到京城的时候，正值中秋佳节，康熙皇帝欣然挥毫赋诗：“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来庭岂为军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次年，清廷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管辖。公元 1885 年，改设台湾为行省，是当时中国第20 个行省。

（三）剿灭噶尔丹分裂势力

明灭元后，成吉思汗的后裔退守北方大漠，形成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和漠西蒙古（又称卫拉特或厄鲁特蒙古）三大部落，它们彼此互不统属，且常发生冲突甚至攻掠。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通过安抚、怀柔等统一战线方式，漠南蒙古归附了清朝，漠北蒙古与漠西蒙古也与清朝建立了良好的遣使进贡关系。

然而，这种相安无事的状态没能维持太久，就被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落首领噶尔丹打破了。噶尔丹野心勃勃，梦想成为蒙古霸主。因此，当他获得“博硕克图汗”称号、掌握准噶尔部落统治权后，就对厄鲁特部及临近蒙古部落发动了一系列兼并战争，并在这一“近攻”目标实现后，又开始了“东进”计划，妄图进一步控制青海的和硕特部和喀尔喀蒙古。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噶尔丹竟然与沙俄勾结。在沙俄的支持下，噶尔丹打败了喀尔喀部，喀尔喀首领率部南下附清。噶尔丹又以追击喀尔喀为名，侵入清朝控制的乌兰布通（今乌兰布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西南部），而此地距北京不到 400 公里。气焰嚣张的噶尔丹向康熙皇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要求，俨然要与清廷分庭抗礼。

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康熙皇帝确定了剿灭噶尔丹分裂势力、招抚其部众的目标。为了显示打击噶尔丹的坚定决心，康熙皇帝三次率军亲征。经过近七年的征战，清军先后在乌兰布通等战役中大胜，重创噶尔丹军，将其有生力量消灭殆尽，噶尔丹本人也落得名败身亡的下场。噶尔丹的侄子丹济拉带着噶尔丹的尸体，率余部归降。清廷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和分裂，在统一西北和北部边疆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康熙三十年（公元 1691 年），康熙皇帝召集内外蒙古首领，在多伦诺尔（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会盟，将归附的喀尔喀诸部分设 34 旗，实行扎萨克制（清朝八旗制度的变体，允许有一定的自治权，同时确保对中央政府的忠诚），赐封各首领亲王、郡王等爵号，从而标志着漠北地区纳入清廷的直接管辖。

此后，从康熙皇帝到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都坚持剿抚并用策略，先后平定了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罗卜藏丹津、噶尔丹策凌、阿睦尔撒纳等的叛乱，天山南北两路的大和卓木布拉尼敦、小和卓木霍集占的叛乱，西南大小金川土司的动乱，还胜利反击了沙俄对雅克萨（曾是中国东北边疆古城）、廓尔喀（今尼泊尔中部）对西藏的入侵，建立健全了管辖制度，中国东北地区、北部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终于与内地形成了统一整体，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指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清朝前朝统治者完成统一大业的实践表明，以招抚、怀柔为特点的统一战线方式，就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也是一种不流血的人道方式。当然，清朝前期统治者完成统一大业的实践还表明，统一战线方式的运用是有条件的，即必须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换言之，如果没有兵临城下、大军压境，对方很难自觉接受招抚和怀柔的方式。正因为如此，乾隆皇帝才深有感触地说：“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

二、康熙为什么 不赞同维修长城

康熙三十年（公元 1691 年），古北口总兵蔡元上书朝廷，提出他镇守的长城“倾塌甚多”，请求朝廷拨款维修。康熙皇帝没有同意蔡元的请求，并给出了这样的回复：“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沿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① 显然，在康熙皇帝看来，与其劳民伤财维修长城，不如修德安民众志成城，而这由民心铸成的无形长城，比由砖石砌成的有形长城要坚固得多。康熙皇帝的这个见解是极其深刻的。

对于满族来说，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最要紧的就是处理好满族与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的关系，可以说，这始终是其治国理政面临的头号难题。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正如毛泽东在同老舍谈话时所指出的，康熙皇帝及清朝前期统治者十分注重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正确的民族政策，积极稳妥地处理满族与汉族等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满族与汉族等各民族的团结，有效解决了困扰历代统治者的边患问题，也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加强满蒙团结

鉴于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因此，尽管 17 世纪蒙古已分裂为漠南、漠北、漠西三大部，但其实力仍然不可小觑。特别是漠南蒙古南与明朝接壤，东与清朝为邻，其向背对明清角逐中谁胜谁负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清朝开国前后，自然便把加强满蒙团结摆在优先位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第一，实行和亲政策。明朝后期，科尔沁部是漠南蒙古中较强的部落。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就注意加强同科尔沁部的团结。早在明万历四十年（公元 1612 年），努尔哈赤就主动向科尔沁部蒙古贵族明安贝勒求婚，明安贝勒亲送其女嫁给努尔哈赤，这是建州女真首次与科尔沁部蒙古贵族通婚。由此，拉开了满蒙联姻的序幕，以后逐渐成为定制。与明朝交好的察哈尔部是漠南蒙古中势力最为强大的部落，但该部林丹汗，在漠南以及漠北、漠西蒙古各部中很不得人心。皇太极发动了对林丹汗的西征，林丹汗逃到青海后病死，但俘虏了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得到了蒙古各部垂涎三尺的元朝传国玉玺。让额哲颇感意外的是，皇太极不仅没有杀他，反而设宴款待，并将二女儿许配给他。实行和亲政策过程中，皇太极更是“以身作则”，他的后妃中有多位是蒙古女子，而且所立崇德五宫（亦称五大福晋）全是蒙古女子。同时，皇太极又将多位亲女、养女嫁给了蒙古贵族。通过实行和亲政策，满族与漠南蒙古建立了良好关系，漠南蒙古各部尊奉皇太极为可汗，并在协助清朝入主中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朝掌握全国政权后，满蒙和亲更成为“北不断亲”的国策。据统计，从明朝末年建州女真建立后金政权之前，到清末宣统年间，满蒙之间婚嫁多达 595 次，其中皇室下嫁蒙古王公的公主、格格为 432 人，皇室迎娶蒙古王公之女163 人。恩格斯曾经指出，“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清廷和亲政策的长期实行，使蒙古贵族世代与清朝皇室保持姻亲关系，催生了蒙古姻亲集团，成为清廷维护北部边疆乃至内地安定的可靠倚重力量。

第二，建立封爵制度。封爵是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授予贵族和功臣爵位的一种制度，对于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巩固统治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清朝统治者创造性地将这项制度运用于蒙古贵族，使之成为调节满蒙关系、促进满蒙团结、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手段。给蒙古贵族封爵的做法，始于努尔哈赤，完善于皇太极，到顺治皇帝时确立为一项制度。顺治十三年（公元 1656 年），顺治皇帝在给蒙古科尔沁部的敕谕中写道：“我国家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名于不朽。”这道敕谕，通过确立封爵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双方的君臣地位，以及荣辱与共的密切关系。清朝蒙古爵位共有 18 个等级，包括汗王、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札萨克台吉、一等台吉、二等台吉、三等台吉、四等台吉、固伦额驸、和硕额驸、郡主额驸、县主额驸、郡君额驸、县郡额驸，并且相应给予丰厚俸禄。以顺治时期为例，朝廷发放科尔沁亲王的岁俸为银 2500 两，而当时朝廷汉人一品大员的岁俸不过银 600 两。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封爵制度的执行，体现了“怀之以德”的统一战线精神，有功者封爵，归附者封爵，叛逆后又归降者同样封爵。像准噶尔汗达瓦齐发动叛乱后，乾隆皇帝表示：“达瓦齐能痛改前非，输诚投顺，朕亦一体封爵，不令所失。”但达瓦齐并未自愿输诚投顺，而是战败被俘，乾隆皇帝不仅释放了他，还加恩封为亲王，在蒙古各部中产生了良好反响，增强了对清王朝的向心力。

第三，完善朝觐方式。朝觐是一种官员按照固定时间，进京朝见皇帝的行政管理制度。实行这项制度，既有助于强化皇帝的权威，又有助于皇帝对官员的了解和监管。清朝统治者在处理满蒙关系时，对朝觐制度进行了完善，赋予其展现皇恩、联络感情等功能，朝觐制度成为加强满蒙团结的有效举措。鉴于顺治皇帝感染天花而逝，清朝统治者创设了“年班”与“围班”两种具体朝觐方式。所谓“年班”，就是蒙古王公贵族已出痘者，每年年底轮班进京谒见皇帝，献上贡品、接受赏赐、禀报本地政务情况等。所谓“围班”，就是蒙古王公贵族未出痘者，轮班赴京外木兰围场随同皇帝围猎，并在承德避暑山庄谒见皇帝，接受赐宴和其他赏赐。乾隆皇帝曾这样评价“围班”及其作用：“皇祖辟此避暑山庄，每岁巡幸，俾蒙古未出痘生身者皆得觐见、宴赏、锡赉，恩益深而情益联，实良法美意，超越千古。”

（二）加强满藏团结

西藏地处西南，“屏藩青海、滇、蜀”，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特别是蒙古族受西藏影响，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尤其是其中的黄教。实行正确的宗教政策、融洽满藏关系，对于巩固满蒙团结具有重要影响。正如乾隆皇帝所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因此，清朝统治者将加强满藏团结，同样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清朝开国以后，全面总结借鉴元、明两朝治理西藏的经验，及时吸取清初西藏多次发生内乱和外敌入侵的教训，逐渐明确了政、教并用的原则，并通过制定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将这项原则具体化、规范化、制度化，有力促进了满藏团结，密切了藏族与祖国大家庭各民族的联系，巩固了西南边防。

从宗教方面看，吐蕃政权崩溃、佛教再度兴起后，出现了众多派别，并多以衣着颜色称之。到明末清初时，较大的派别有宁玛派（红教）、喀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盆布派（黑教）、格鲁派（黄教）等。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后，取得了在西藏的统治地位，由其弟子达赖管理前藏，另一位弟子班禅管理后藏，且宗喀巴死后，达赖与班禅通过转世法继承衣钵。清朝统治者在利用宗教方面采取了以下做法：首先是优礼藏传佛教上层人士，对五世达赖和五世班禅进行册封，达赖、班禅名号及其在西藏的宗教领袖地位正式确立；其次是授予达赖喇嘛直接掌管西藏地方事务的权力，使之具有了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双重身份，开始了黄教参与治理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最后是加强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创立“金瓶掣签”制度，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转世灵童的认定，须由驻藏大臣主持，将其名字、生辰年月，以满、汉、藏三种文字书写于象牙签牌上，然后置于金瓶内当众掣出，呈报中央政府正式批准。

从政治方面看，首先是清廷参考元朝设置宣政院的做法，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专门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特别是西藏与蒙古事务；其次是正式设立驻藏大臣，作为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并规定政治上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宗教监管上由驻藏大臣主持达赖、班禅等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行政人事上噶伦及以下地方官员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拣选，外交上由驻藏大臣全权负责，军事上每年由驻藏大臣巡视边界、操阅番兵，财政上由驻藏大臣严格管理财税、监制钱币等；最后是完善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四噶伦（行政长官）制，即三俗一僧。

（三）加强满汉团结

满族入主中原后，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深厚、人口众多且有着长久执政历史的汉民族。如果说，能否正确处理满蒙等少数民族关系，直接影响着满族入主中原、巩固边防的话，那么，能否正确处理满汉关系，则直接影响着满族站稳中原、长治久安。因此，清朝统治者始终将正确处理满汉关系作为核心问题，提出“满汉一体”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实加强满汉团结，不仅成就了康乾盛世，而且创造了比肩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辉煌业绩。

第一，优待明朝皇室旧臣。清军进京不久，就为崇祯皇帝和后妃发丧，追谥崇祯为“庄烈愍皇帝”，宣布保护明陵，按时祭扫。凡明朝宗室来归者，不夺其爵，并继续享有宗室特权。凡在京的明朝旧臣，包括过去逃避李自成义军隐匿者，均按名录用。凡地方郡县官吏归顺者晋级。在战乱中殉难的明朝官员，赠谥世荫，立庙祭奠，以使“尽忠者以为功，不忠者以为戒”。特别是，清朝统治者在录用明朝官员时，可谓不问出身、唯才是举，如冯铨是大奸臣魏忠贤的义子，有过揽权受贿的行为，但清廷坚持录用，官至礼部尚书。顺治皇帝还专门解释说：“国家用人着眼于叫他立功，而不是再犯错误。冯铨本无大错，且精通典章制度、熟悉政务，因此召用。”更有甚者，像李自成大顺政权的丞相牛金星及其子牛佺归降后，清廷也给予适当安排，牛佺官至黄州知府。清朝统治者优待明朝皇室旧臣的做法，扫消了他们的疑虑，安定了汉族人心。

第二，纠正损害汉人利益的错误政策。清朝开国前后秉持“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制定和实施了损害汉人利益的圈地、投充、逃人等具体政策，引起了汉人的不满和满汉关系的紧张。所谓“圈地”政策，就是清廷为解决大量随清军入关家属的生计问题，允许其圈占无主土地及明朝藩王土地，但实际上许多汉族农民土地也被圈占。所谓“投充”政策，就是满洲贵族占有大量土地却缺乏劳力耕种，清廷便允许无衣无食汉人投入满洲贵族家中为奴，但实际上许多汉人被强迫为奴。所谓“逃人”政策，就是被逼迫为奴的汉人大量逃亡，于是清廷又出台逃人政策，试图禁止奴婢逃亡。圈地、投充、逃人三大政策的实施，使汉族民众逐渐失去土地、财产和人身自由，对汉人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破坏，引发了社会动荡。康熙时期先后废止了圈地、投充政策，逃人政策不了了之，先前所圈土地退还原主，投充之人重获人身自由，汉人生产生活秩序得以恢复和保障，从而有效缓解了满汉民族矛盾。

第三，尊崇、学习汉族文化。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清朝统治者当然也不能违背这条规律。不过清朝统治者的聪明之处在于，当他们发现尊崇汉族先进文化，有利于密切同汉族的联系、巩固执政地位时，便主动地学习汉族文化，并且历代皇帝都能够身体力行。像康熙皇帝，一生都孜孜不倦地学习汉族文化，一方面，学习汉族的语言、文字，尤对汉字书法情有独钟，一生临摹法帖 10000多幅，为寺庙题写匾额 1000 多处；另一方面，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并请翰林院中博学的汉人儒臣常侍左右，随时为他讲解，以便了解借鉴治国理政的智慧。皇帝的这种做法在满族中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带动满族贵族及广大族人学习汉族文化，从而增加了汉族同满族的共同语言，也增强了心理上的亲近之感，特别是对清政权的认同感。

第四，支持满汉通婚。顺治五年（公元 1648 年），顺治皇帝就满汉通婚颁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造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清廷有关部门制定了支持满汉通婚的具体政策，规定凡满洲官员的女儿欲嫁给汉人的，应先向户部报告。满洲人无官职、部册有名者，令各牛录章京报告户部后，才许出嫁；部册无名者，由各牛录章京自行批准。汉官之女想嫁给满洲人的，也须报部；没有任职的，“听其自便”，不需报部。对满洲官民还有一条规定，即必须娶汉人之女为妻的，“方准其娶”，言外之意，不准纳汉人之女为妾。顺治皇帝带头选汉人女子入宫，其中户部左侍郎石申的女儿恩赐永寿宫，后封为恪妃。清朝统治者实行满汉通婚政策尽管不够一贯，但积极作用是明显的，不仅促进了满汉团结，而且促进了满汉融合。

清朝统治者十分推崇《礼记 • 王制》中“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注重对他们进行礼义方面的教育，不必改变其风俗；注重统一政令，不必改变其习惯）的观点，并将其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遵循。据此，清廷除重视对满汉、满蒙、满藏关系的处理外，还因族制宜处理好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其中，平定天山南北大小和卓叛乱后，在天山北部汉、回居住区实行郡县制，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实行扎萨克制，伊犁和天山南部地区维吾尔族维持伯克制。在西南苗、瑶、壮、彝、白等民族地区，废除元、明以来推行的落后土司制度，改为中央委派流官进行治理的措施，即所谓的“改土归流”。实行这些措施，既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维护了祖国统一，又赋予了各民族一定的自治权，尊重了其风俗习惯，从而增进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促进了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合作。

三、宽严相济策略下的士大夫群体

中国士大夫群体自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后，经过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到清代鼎盛时已有数十万之众。虽然相较全国 4 亿多人口仍属少数，士大夫群体却是影响政权巩固、社会安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少数。因此，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处理同士大夫群体的关系，根据本朝实际制定了宽严相济的策略，一方面利用士大夫群体成事，另一方面又防止这个群体生事。但由于清朝统治者在运用“严”的这一手段时大兴文字狱，因而严重扼杀了士大夫群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为清王朝在国际竞争中的落败埋下了祸根。

（一）宽严相济策略的形成

人心向背既决定着政权的夺取，又决定着政权的巩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清朝统治者当然懂得这个真理，并在定鼎中原后积极探寻争取人心之道。归附清政权的明朝旧臣范文程认为，士大夫群体具有民众教化与管理的双重作用，是争取民心的关键因素，因而向清廷献计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得了士人之心，所有民心也就得到了。”清朝统治者对范文程的建议深以为然。但考虑到以汉人为主体的士大夫群体，对少数民族建立的清政权抱有疑虑甚至敌意，故而清朝统治者对这个群体存在十分矛盾的心态，既想利用又不放心，逐渐形成了怀柔与控制并用的两手策略，也就是宽严相济策略。

早在顺治时期，顺治皇帝就与群臣讨论过宽严相济问题。顺治皇帝说：“朕自亲政以来，以宽为治，恒谓洪武诛戮大臣为太过。由今以观，太宽亦不可也。”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裔介回应说：“自古宽严相济，过宽而生玩，即用严亦宜。”

康熙时期，康熙皇帝从治理国家长远利益的角度，论述了宽严相济策略。他说：“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质，则在于“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而已”。

雍正时期，雍正皇帝对实施宽严相济的要点作了详细阐发：“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他特别强调：“宽严适协其宜，乃为相济，非参杂于宽严之间，而为子莫之执中也。”

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就在总结前代认识和实践成果基础上说：“办理事物，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

“治国就是治吏。”清朝前期几位皇帝虽然是从治国角度探讨宽严相济之策的，但因为吏是士大夫群体的中坚，因而宽严相济更多体现为对士大夫群体的怀柔与控制。

（二）团结争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

按照宽严相济的策略，清朝统治者在运用“宽”的方面，主要是针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士大夫群体的特点，适应治国理政的需要，将“崇儒重道”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通过开科取士广泛延揽人才，组织编撰《四库全书》等传承传统文化，从而团结了士大夫群体，使他们成为其治国理政的重要依靠力量。

第一，制定实施“崇儒重道”基本国策。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历朝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同时成为士大夫群体的精神支柱。因此，清朝统治者开国后就将“崇儒重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获得了士大夫群体的好感。顺治皇帝在太学举行了隆重的“释奠先师孔子”典礼，勉励太学生笃守“圣人之道”。康熙皇帝亲临曲阜孔庙，在孔子塑像前行三跪九叩大礼，还手书“万世师表”匾额，以示“尊圣之意”。康熙皇帝在推尊孔子的同时，还大力表彰朱熹，将朱熹的论学精义汇编成《朱子全书》，实现了从尊孔到尊朱的转型。康熙皇帝还将“崇儒重道”基本国策具体化为“十六条纲领”，即“圣训十六条”，对敦孝悌、笃宗教、和乡党、重农桑、尚节俭、隆学校、黜异端、讲法律、明礼让、务本业、训子弟、息诬告、诫匿逃、完钱粮、联保甲、解仇忿等作了重点强调，希望借此达成“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之效。雍正皇帝则撰写了万言《圣谕广训》，对“圣谕十六条”作了详尽解读。

第二，开科取士、延揽人才。为了满足士大夫读书入仕的愿望，同时也是为了解决清朝开国后人才匮乏问题，顺治即位后第三年就开科取士。整个清朝时期，共开设科举考试 112 次，取进士 26846 人。据统计，在清朝政府高级官员中，40% 多都是进士出身。康熙时期，还参照历朝做法，专门开设博学鸿儒科，由中央和地方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才，由康熙皇帝亲自主持考试，共取一等 20 人、二等 30 人，皆供职翰林院。清廷还专门颁布《优免则例》，规定对现任、致仕以及闲居的各类官员和举、贡、监生、生员等，给予不同程度减免赋税徭役等优厚待遇。清朝统治者的这些做法受到士大夫的普遍欢迎，绝大多数普遍采取了同清廷合作的态度，并尽力发挥作用。就连曾经不愿入仕的无锡著名士子严绳孙，因康熙皇帝诚心相待，并被任命为常伴皇帝左右的日讲起居注，而深受感动，态度大变，勤奋履职，退休后填词称“九死从今总负恩”，表达了对清廷的感激之情。

第三，发挥士大夫群体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的独特作用。从顺治时期开始，清朝统治者持续组织士大夫搜集编撰古代典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彰显了士大夫群体在传承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作用。据《清宫藏书 • 前言》介绍：“仅以清宫藏书来看，其藏书量之大，藏书地之多，内容之博，校勘之精，书品之佳，雕版技术之高，装潢之美，利用之广，都超过了历朝各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文化的繁荣，政治、经济的昌盛。”编撰图书工作更是成绩斐然，《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就是当时的代表性之作。《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参与编撰此书士人的数量也是空前的，仅誊录人员就有 3800 多人。

（三）大兴文字狱及其严重后果

清朝统治者在实施“宽严相济”策略过程中，从“严”的方面看，主要是采取残酷的高压手段，特别是大兴文字狱，试图消弥士大夫群体中的反清、抵触、不合作举动或情绪，造成了严重后果。清朝的文字狱，始于顺治皇帝。工部尚书张缙彦为礼部尚书刘正宗的《逋斋诗集》作序，其中有“将明之才”句。顺治皇帝认为这四个字诡谲，有反清复明之意，于是将张缙彦革职、抄家并流放东北宁古塔。

康熙时期文字狱案增加到近 10 起，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庄廷鑨《明史》案。浙江富户庄廷鑨，出钱购买了已故明朝学者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士增润删节，补写了崇祯朝和南明史实，并以《明史辑略》之名刊刻成书。刊刻时，为了显示书的权威性，在卷首写了 18位江南名士的名字。此事被人以眷念明朝而告发，牵连千余人，其中已病故的庄廷鑨被开棺戮尸，庄廷鑨的弟弟、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等 70 余人均被处死，就连仅是参与署名的茅元铭等名士也被凌迟处死。

雍正时期文字狱案较康熙时期增加了近 1 倍，达到了近 20 起。江西乡试主考官查嗣廷按照从“四书”“五经”中摘取文句命题的惯例，从《易经》中选句所出题为“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从《诗经》中选句所出题为“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皇帝认为，这是暗示要将“正”与“止”联系起来思考，都是暗指雍正年号，暗示斩雍正皇帝之头。据此，查嗣廷被判处凌迟处死，鉴于查在结案时已死于狱中，仍被戮尸枭示。

乾隆时期文字狱案猛增到 130 多起，平均每年两起还多，已然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地步。有一位年有 70 岁的老秀才刘震宇，写了一本《佐理万世治平新策》的书，就缉拿盗匪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呈给官府。湖南巡抚范时授认为他违反了大清律“生员不许一言建白”的规定，决定给以杖一百的责罚，并将其押回原籍，交地方官员永远禁锢。乾隆皇帝认为判罚太轻，颁发谕旨称，刘震宇“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将该犯即行处斩”。同时申斥“范时授”将该犯轻拟褫杖，甚属不知大义，著交部严加议处”。

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首先是恶化了士大夫群体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使士大夫们陷入了极度恐惧之中，以致在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赶快离席出逃，平时无奈著书也只是为了生计。这就是清末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所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就使清朝统治者实施“宽”的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与士大夫的关系趋于紧张，难以形成同心同德的局面。其次是扼杀了士大夫群体的进取和创新精神。

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折断了士大夫群体的脊梁，冲击了长久以来形成的尽忠报国、天下己任、正直敢言的士大夫精神，遏制了他们的进取和创新活力，迫使他们不得不远离政治，埋头故纸堆，使所谓“乾嘉考据学”盛极一时，但却无助于社会的创新发展。最后是埋下了中国与西方民族国家竞争中落败的祸根。众所周知，解放思想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康乾盛世时期正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作了思想文化准备。而此时的大清帝国，虽然地域广、人口多、经济强（经济总量占世界的 1/3），但因为大搞文字狱，钳制禁锢了士大夫乃至广大民众的思想，因而在解放思想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从而为在政治、科技、军事等方面全面落后以至最后被动挨打、走向衰亡埋下了祸根。

四、清朝未能与时俱进之因

道光十九年（公元 1839 年），龚自珍辞去京官，返回家乡浙江仁和，路过镇江时，应道士之请托，写了著名的祭神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这首诗中，龚自珍对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沉闷现状深表痛心，同时期望清朝统治者能够振作精神，不拘一格广纳人才，推动雷霆般巨大社会变革的到来，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遗憾的是，清朝统治者在处理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关系时，没能展现出刚刚入主中原时的胸襟与智慧，而是盲目坚持华夏中心主义，看不到西方国家已经超越自己走在了世界前列，从而一误再误，坐失了若干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机会，坐失了与西方先进国家构建新型国家关系的机会，最终落后时代、人心丧尽、走向衰亡。

（一）盲目自大、闭关锁国，坐失了主动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的先手机会

1916 年 9 月 15 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观看钱塘江大潮时，有感而发写了这样几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其实正是清王朝没有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而衰亡的真实写照。

中国康乾盛世时期前后，西方民族国家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获得思想解放，成功开展资产阶级革命，掀起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此推动这些国家由封建社会跨入资本主义社会。而这，就是当时的世界发展潮流。

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最先创制了《大宪章》和议会，最先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最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其 19 世纪初工业总产值已占到世界工业总额的一半。随着国力的增强，特别是资产阶级对于商品市场和原料的需求越来越大，英国很快走上了殖民扩张道路，并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大国——中国。但令英国不满的是，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允许外商在广东一地交易，遂使广州行商成为外商与清朝官府交涉的唯一渠道，这严重影响了对外贸易的进行。不仅如此，英国尽管与中国的贸易量已居西方国家之首，但始终处于逆差状态，其中 18世纪末英国销往中国的全部工业品，仅及中国销往英国茶叶总价的 1/6。于是，英国决定派遣外交使团来中国商谈打开贸易之门事宜，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并且希望中英互派大使，建立新型国家关系。

清廷对待英国使团是何种认识和态度呢？长久以来，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以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疆域为中心，中原地区是文明世界，其外是荒蛮之地。故而，除了周边地区的藩属国，外部国家都被视为蛮夷。正因为如此，乾隆五十八年（公元 1793 年），当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求见乾隆皇帝时，清廷依惯例将他们来访当成纳贡称臣，要求马戛尔尼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君臣之礼，双方为此事争执了近两个月。之后，乾隆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礼节性地接见了马戛尔尼一行。此后，他也并未安排专门谈判，而是在给乔治三世的信中，轻蔑地拒绝了英方扩大通商的诉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同时，他还拒绝了英方互派大使、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建议。接见当天，马戛尔尼邀请清廷重臣福安康观看英国使团警卫人员准备已久的操练，想让他见识一下英国新型武器的威力，却遭到拒绝。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虽然失败了，却给中国和英国乃至欧洲带来了不一样的影响。对中国来说，由于盲目自大、故步自封，因而丧失了一次主动全面深入了解和学习英国等西方先进国家的机会。法国著名学者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不无惋惜地写道：“如果这两个国家能增加它们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对于英国及欧洲人来说，由于马戛尔尼在中国停留半年之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情况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看到了盛世下潜伏的危机，因而对中国不再神秘和惧怕。马戛尔尼在这次访华后，甚至对清王朝的命运作出了这样的预言：“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 150 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读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后，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中华帝国“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二）洋务运动、舍本求末，坐失了学习借鉴西方政治制度、实现国家根本改造的宝贵机会

继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后，英国再次派出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结果仍是无功而返。连番遭遇外交失败的英国，开始支持英商在中国进行走私鸦片的贸易，获取了高额利润，英国很快在中英贸易中变逆差为顺差，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民众健康遭到严重损害。清廷委派林则徐赴广东收缴英商鸦片 2 万余箱，在虎门全部销毁。于是，英国于道光二十年（公元 1840 年）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法国、美国趁火打劫，也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黄埔条约》《望厦条约》。咸丰六年（公元 1856 年），英国、法国又以清政府消极对待重新修订《南京条约》等为借口，蛮横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攻破北京城，火烧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这些条约严重破坏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就在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屡试秀才不中的广东人洪秀全，阅读了近代中国第一位基督教传教士梁发编写的基督教传教读本《劝世良言》，创立了“拜上帝会”，大力发展会员，并于咸丰元年（公元 1851 年）发动了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农民起义，登基称天王，定国号“太平天国”。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武装力量先后发展到全国 18 个省，攻克 600 多座城市，定都江宁（今南京），改称天京。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等西方列强对已经采取合作态度的清政府转而持扶持态度，利用太平天国领导层发生内讧、相互残杀之机，出兵协助清政府镇压了持续 13 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再次显示了西方列强的力量。

两次鸦片战争的彻底失败，借洋教而起的太平天国运动的猛烈冲击，使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再也不能按照过去的传统方式维持统治了，再也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待西方国家了。长期以来，清朝官方对于有关与外国交涉的事务，统称为带有轻蔑色彩的“夷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终于承认西方国家在实力上强于清朝，明确将“夷务”改称“洋务”，规定不再以进贡、番属等方式处理洋务。特别是在士大夫群体中出现了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声音，在统治集团中出现

了致力于向西方国家学习的洋务派。

向西方国家学习什么、怎样向西方国家学习呢？早在道光二十二年（公元 1842 年），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代表人物魏源，就在他编写的介绍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和地理知识的图书《海国图志》中，首次鲜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后来中国向西方国家学习的思想源头。但魏源这里所说“长技”，主要指西方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从而留下了无视其文化和政治方面优势的隐患。

咸丰十一年（公元 1861 年），晚清思想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发展了魏源的思想，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光绪二十四年（公元 1898 年），晚清洋务派著名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劝学篇》一书中，在总结洋务派具体实践的基础上，具体阐发了冯桂芬的观点，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就是在维护清王朝旧有统治思想、封建制度基础上，采取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做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开展的洋务运动，取得的最主要成果是：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建成北洋水师等近代海军；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邮政、采矿、纺织等新式民用工业，推动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办新式学校，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科技人才；催生了新兴社会阶级阶层，包括早期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但因为洋务运动坚持“中体西用”，治标不治本，没有触动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因而不可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反而贻误了长达 30 年的对国家进行根本改造的宝贵机会。甲午战争中，中国败于一直以中国为师的日本，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三）变法夭折、立宪破产，坐失了通过改良方式学习西方、走上民主共和之路的最后机会

光绪二十年（公元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鸦片战争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规定向日本赔偿白银 2 亿两，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日本人可以在中国开办工厂等。因割让辽东半岛损害了沙俄等列强利益而遭到反对，最后以日本向清政府勒索 3000 万两白银“赎辽费”而了结。此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陷入了空前的统治危机。

甲午战争的惨败，在全国民众中引起极大震动，促使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开明官员、士大夫群体中的有识之士，特别是伴随着新式教育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认真思考“蕞尔小国”获胜、泱泱大国落败的深层次原因。清朝和日本都是 19 世纪 60 年代起步学习西方的，但选择的路径根本不同：清朝坚持中体西用，开展洋务运动，没有触及腐朽落后的封建政治制度；日本则坚持脱亚入欧，实行彻底的明治维新，在短短几年里，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国家制度，在此基础上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从而使其在东亚地区第一个走出了传统封建王朝模式，走上了近代社会的道路，成为亚洲强国，并很快加入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行列。经过对比，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认识到，不仅要向西方学习，还要向日本学习；不仅要学习科学技术，还要学习政治制度。之后，维新思潮逐渐兴起，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代表人物。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 1898 年）6 月 11 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明确表示支持变法。6 月 16 日，光绪皇帝亲自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得以专折奏事。从 6 月 11 日至9 月 21 日的 103 天中，光绪皇帝陆续颁发一系列法令，全面推进变法，主要内容包括：科举考试中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各省新式学堂；裁汰冗员和机构；发展农工商业、建设铁路；等等。然而，上述举措遭到多数中央和地方大员抵制，并激化了光绪皇帝与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为加强光绪皇帝的权力，康有为等人谋划劫夺慈禧太后，并试图拉拢掌握军权的袁世凯以成事。谋划泄密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捕杀谭嗣同等 6 人。维新变法不过百日，即遽然夭折。

维新变法夭折后，又出现两件令国人震动的重大事件，迫使清政府考虑实行宪政。一是光绪二十七年（公元 1901 年），英国等八国联军以镇压排外的义和团运动为名，发动了侵华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该条约规定战争赔款白银 4.5 亿两，允许北京至山海关驻扎外国军队，中国彻底坠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二是光绪三十一年（公元 1905 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并以君主立宪小国日本战胜西方独裁大国沙俄而结束，再次印证维新派向日本学习的合理性。于是，慈禧太后和清廷不得不作出姿态，任命五人考察团出国考察立宪政体，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光绪三十四年（公元 1908 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亡，君主立宪之事由醇亲王载沣负责。宣统三年（公元 1911 年），清政府颁发新内阁官制，但内阁成员中多为满人和皇族成员，同民主共和要求相去甚远，被世人讥为“皇族内阁”，从而使预备立宪之举被民众视作一场骗局，由清政府主导的立宪运动宣告破产。清王朝失去最后的自我救赎机会。

甲午战争后，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实现社会根本改造，在国人中一直存在自上而下维新与自下而上革命两种主张。维新夭折、立宪破产，使越来越多的人转向革命，这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孙中山。光绪二十年（公元 1894 年），孙中山在夏威夷檀香山创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 1905 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大会，决定将业已成立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为统一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推动下，宣统三年（公元 1911 年）10 月武昌起义爆发，很快形成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同年 12 月 29 日，孙中山被全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 1912 年 1 月 1 日为共和纪元的开端。随后，清帝宣布退位，统治中国 268 年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由此终结。

1925 年 2 月 24 日，孙中山临终前留下了这样的遗嘱：“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所说“唤起民众”，实际上就是积极主动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结成广泛的国内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实际上就是积极主动团结世界各国友中力量，结成广泛的海外统一战线。可以说，结成这样两个统一战线，是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 40 年的经验总结，同样也是清朝 268 年治国经验教训的总结。清朝前期，康熙皇帝等统治者比较重视国内统一战线，特别是与汉族、蒙族、藏族等各民族的统一战线，不仅成就了康乾盛世，而且解决了困扰历代统治者的北方边患问题。清朝后期，清朝统治者未能跟上随着远航事业发展、全球交往交流时代到来的形势，未能认清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民族国家，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工业革命兴起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的现实，未能对更大范围的海外统一战线予以重视，因而未能正确处理同西方民族国家的关系，最后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亡。

来源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作者陈喜庆，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原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