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承业院士：把自己做小，把事业做大

■本报见习记者 江庆龄

1943年初，东北大学经济系的学生袁承业作了一个决定，退学重新备考化学专业。

半年前，18岁的袁承业以第一名的成绩取得东北大学化学系的保送名额。为了检验自己的学业基础，他又参加考试，考上了当时最难考的经济系。没想到，由于学校突然取消了保送名额，袁承业没有被心仪的化学系录取，而是来到了经济系。但他始终割舍不下对化学的热爱。

1944年，袁承业考上了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中国药科大学前身），终于成为一名化学系的学生。往后的时光里，尽管偶有几次偏离路线，但袁承业坚定地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专注化学研究的路。他带领的研究小组为提取原子弹所需的铀-235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国家开创了萃取剂化学研究领域。

2018年1月9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袁承业因病去世，享年94岁。2024年9月12日，是他的百年诞辰。

宵分废寝

1951年夏天，作为我国首批公派留学生之一，袁承业前往苏联，在莫斯科全苏药物化学研究所从事抗癌药的研究。

在此之前，即将出国深造的全体留学生到北京集中，并听取了国家领导人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培养一个留学生，每年要花费的费用，大概要好几百个农民一年的生产才能够供养。这句话给袁承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临出发前两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专门为留学生举行了饯行冷餐会，勉励大家安心在苏联读书，不用担心国内的事情。

感动于国家的支持和关怀，在苏联的4年间，袁承业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学习和工作。袁承业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的，有时候要到凌晨两三点。那时公交车早就停运了，他只能走回住处。

由于实验室绝对禁止吃东西，袁承业深夜回到宿舍后，还得自己烧饭。他把牛肉切成一块一块，和面条一起煮上一大锅，就这么吃了几年。

在苏联养成的工作习惯，袁承业坚持了一辈子。

丹心许国

1956年9月，袁承业被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有机所）工作，很快在药物研究上取得了系列进展，包括多肽合成、电离辐射防护药物、防毒浸渍剂等。这时，他已小有名气。

1960年前后，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援建协议，撤走了专家，并带走了所有的技术资料，建设中的厂矿处于全面停工状态。在现场，袁承业和同事们只看到一些萃取塔，谁都不知道到底要用什么萃取剂。

制造原子弹需要用到一种铀的同位素铀-235，但其在天然铀中的占比仅为千分之几，因此需要先把铀从矿石中冶炼出来，再通过连续扩散，把氟化铀-235与氟化铀-238进行分离和浓缩。这个过程，必须通过合适的核燃料萃取剂进行萃取。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任！”袁承业毅然从已取得良好进展的氨基酸与多肽合成药物研究中抽身，组建并领导核燃料萃取剂研究团队。最初，上海有机所的多数研究员并不了解萃取化学。为此，袁承业带领团队进行了系统的文献调研和梳理，并专门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誉为“中国稀土(22.540, -0.20, -0.88%)之父”的徐光宪到上海进行为期10天的系列讲座，介绍与萃取机理相关的各类知识。

为确保研究工作有序进行，袁承业提出“仿中有创，赶中有超，先易后难，专业配套”，将团队分为几个小组，多路同步探索几类萃取剂的研制，很快研制出P-204、N-235和P-350等萃取剂。

但这些只是实验室的产品，是否有用还需要经受实际应用的考验。在袁承业的带领下，研究团队奔赴全国各地的矿山、工厂进行萃取法实验，从东北到内蒙古、从云贵高原到甘肃戈壁，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我们到东北做实验一待就是几个月。那时提倡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睡在楼上，四五个人一间，冷得要命。吃饭和住的地方相距很远，要爬过一个山头，走半个钟点才能到。”袁承业曾回忆说。尽管如此，研究组成员仍旧充满了工作热情和干劲。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攻关，研究组完成了核燃料萃取剂的研究任务。1964年1月14日，我国顺利生产出符合标准的浓缩铀-235。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三强曾说：“提取铀的萃取剂研究，在当时是对国防建设起关键作用的，没有它，就提不出铀。”

袁承业一直强调，核燃料萃取剂的研制工作离不开团队的共同努力。多年后说起以前的工作，袁承业仍习惯用“我们”而不是“我”。他说：“近代科学研究已是一个很庞大的社会活动，需要集合很多人的专长及才智。”

踏遍青山

在多年研究生涯中，袁承业逐渐确立了“立足基础，着眼应用”的原则。1972年，袁承业所在的研究室随着核燃料萃取剂国防任务结束而“闲”下来。

面临转型，袁承业思考，如果国家经济建设需要萃取剂，能否走出一条军用转民用的研究新路？在他的建议下，上海有机所抽调6名科研骨干，组成南北线两个调查组开展社会调查。

1972年5月17日至7月9日，袁承业带领北线调查组，历时54天，走访了多个省份的51个单位，总行程9227公里，得出了“国家建设很需要萃取剂”“萃取剂研究大有可为”的结论。两个月后，南线调研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国家在单一稀土生产、镍钴分离及铜的湿法冶炼等领域都需要萃取剂。

以此次调查为基础，研究室最终确定以稀土、镍钴铜及贵金属的分离与生产为课题，开展民用萃取剂的研究。

研究方向确定以后，袁承业全身心投入新的研究工作。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经常带领课题组人员深入生产一线。通过实践考察，袁承业了解了生产中的大量信息，亲自设计并领导课题组开展新型萃取剂的研究工作。他们通过几百个化合物的合成和萃取实验，找到了一系列性能更优良、品种更齐全的萃取剂，其中有11个品种实现了批量生产。

这些新型萃取剂在冶金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在取得极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为我国有色金属资源保护和综合利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晚年的袁承业仍时刻挂念着我国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85岁时，他甚至还考虑去海拔3000米的青海盐湖进行实地考察，后因身体原因才作罢。之后几年间，他亲自参加座谈调研，参与编写了《青海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报告》，推动了我国盐湖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红烛照人

袁承业先后培养了40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他总说，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国家的事业才能薪火相传。

对于研究生的培养，袁承业有一套颇具实践性的理念。袁承业十分反对将研究生当作劳动力使用、只让他们分工完成某个大课题中的一小部分，因为这样只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强调，要培养研究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能力，就必须让他们完整、独立地完成课题研究的全过程。

从确定选题到撰写论文，在每一个环节，袁承业都把多年的研究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学生，并对他们做人、做学问提出严格要求。

“袁先生很快就能指出哪些地方不错、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该批评的马上指出来，非常严格。”袁承业的博士研究生王国洪回忆说。

但在学生的生活方面，袁承业则尽显“慈父”本色。在物质缺乏的年代，袁承业经常邀请学生去他家中“加餐”。他出国交流访问时，就把钥匙给学生，让他们住到家里。

有一次，袁承业还“多管闲事”，促成了一段姻缘。当时，袁承业发现一名学生的心情不太好，便马上询问缘由，原来是这名学生的身高有些矮，他女朋友的父亲不同意两人在一起。袁承业就给女方的父亲写了信，信中提到：“这个男孩子在我这里表现很好，品行很好，工作非常努力。”最后，这位父亲改变了主意，两人结婚后也一直非常幸福。

袁承业常常和学生说，科技工作者应当把自己做小、把事业做大，使自己成为国家事业的一部分。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上海有机所原党委书记胡金波说：“袁先生为这些国家重大项目付出了很多心血，却坚持名字不出现在项目书中，如此不计名利、一心为国的精神，为科研后辈在面对社会纷繁芜杂的影响时，点亮了一盏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