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我国外交战线的建设，一批军队干部被调到外交部门，从此他们脱下了军装，穿上了西装，活跃在国际社会的外交舞台上，致力于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今天我们要说的耿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耿飚在土地革命时期参加了红军，并进入红一军团，跟随红一军团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以及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耿飚南征北战，尤其是在解放华北地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革命胜利的功臣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耿飚被调到外交部门，成为“将军大使”中的一员，经过一段时间外事工作培训后，1950年，耿飚被任命为第一任驻瑞典大使，同时，他也是新中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位驻外大使。1956年，耿飚又担任了驻巴基斯坦大使，1959年，他回国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1963年，耿飚改任驻缅甸大使，十年浩劫开始后，耿飚也受到冲击，1968年，他恢复工作，后续又担任了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以及中联部部长等职务。

1976年，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耿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率部控制了电视台与电台，保障了粉碎“四人帮”工作的顺利进行。粉碎“四人帮”后，耿飚迅速受到重用，1978年，他担任了副总理，1981年，耿飚又兼任了国防部部长。1983年，他担任了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时还兼任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4年，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的一次采访过程中，耿飚面对记者有言语失当的行为。当时有记者问耿飚，香港回归后，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面对这个问题，耿飚回答得比较模糊，他说：“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在记者添油加醋的报道下，这篇文章闹得满城风雨。

5月25日上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按照安排，邓公要与参加会议的港澳代表见面，在见面之前，邓公首先在福建厅听取了港澳工委负责人的汇报。在此期间，有人向邓公汇报了耿飚言语失当这件事，邓公听后罕见发火，并当即批评了耿飚的言论。

会见结束后，警卫人员按照惯例请记者离开，此时邓公叫住了记者，并让记者们辟个谣。邓公对对记者说：“耿飚讲这个（指可以考虑不驻军）完全是胡说八道。”同时，邓公也向记者强调，驻军既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邓公发火的时候，耿飚还不知道，他当时准备去万寿宾馆会见外宾，并与外宾共进午餐。不过，午餐还没有吃，耿飚就收到彭真的消息，此后耿飚到了大会堂北门与彭真见了一面，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就返回家中，在家中闭门思过。

5月28日，经过反复回忆与思考后，耿飚写了一份检查，在检查中，他深刻反思了自己，尤其是对自己的言语失当行为，耿飚说：“这是毫无根据的。一点也没有考虑后果，是一次严重的失言。”

在这之后，因为邓公的公开表态、记者的及时报道、耿飚承认失言的坦诚，这场风波很快就过去，同时，也因为这场风波，使得中英双方在谈判桌上有关驻军问题的谈判戛然而止，因为英国方面意识到，在驻军问题上，我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