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采访，还得带着礼物去？

中国记协时间：2024-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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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第一批重庆援藏队伍前往西藏，对口帮扶西藏昌都地区。此后，“渝昌情深”的故事持续了30年。

重庆华龙网记者余志斌带着采访任务和几份特殊的礼物前往昌都，记录援藏成果，也传达爱与祝福。返回后，他为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我在现场”栏目来稿，和我们分享在雪域高原上的感人故事。

我在现场|啥采访，还得带着礼物去？

（一）

“渝昌情深”，缘从何来？

今年是重庆援藏30周年。1994年，对口援藏大幕正式拉开，重庆被确定对口帮扶昌都地区，以及所辖的芒康县、类乌齐县、察雅县。7月初，我接到前往昌都进行采访报道的任务。

在这段跨度超过我年龄的时间里，可以挖掘什么故事？报道要从哪里切入？于我而言，一切都是挑战。

反复思考后，我确定了医疗援藏、产业援藏、教育援藏这三个最贴近群众的主题，并开始寻访援藏队员，寻找老照片、旧信件和旧笔记。

寻访途中，我遇到了几位援藏队员的家属，他们托我带一些特别的礼物——孩子的高考成绩单、画作、信件等送到昌都。在通讯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他们仍然珍视实体信物所传递的生活仪式感。

就这样，我带着礼物踏上高原。

（二）

昌都海拔4300米，空气含氧量是平原地区的60%，尽管提前准备了氧气瓶，我和摄影师还是感到十分不适。

与我们不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昌都市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王建辉对这里的生活早已习惯。

我们到时，他正带着徒弟逐一查房研讨病情。昌都市人民医院四楼儿科重症监护病房里，20余个保育箱整齐排开，现代化的医疗设备一应俱全。

而王建辉办公室的沙发上，只有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这是王建辉加班的标志。

王建辉说，受观念影响，当地孕产妇产检少，新生儿危重症多。与此同时，当地医院的儿科既缺设备，又缺技术，一度濒临倒闭。

后来，重庆儿童医院实行了“以院包科”的支援模式——不仅援助技术、设备，还施行“以师带徒”，留下“一批带不走的医疗队”。现在，昌都市人民医院儿科已经建设成为西藏自治区唯一一家国家级儿科临床重点专科。

记者在昌都市人民医院采访王建辉。

我们给王建辉捎去的礼物是儿女的来信，两个孩子各写了一封。孩子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爸爸援藏结束后，不要再出差了”。

在信中，他们写道：“爸爸，我们很想你。”“我会以你为榜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王建辉收到礼物。

（三）

告别王建辉，我们来到了位于河谷地带的昌都新区，崭新的道路两旁高楼林立。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

余川是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援任昌都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主要负责招商引资。

“我马上年过半百了，当时来援藏，是想让自己的人生多一些经历。”余川是典型的重庆人，说起话来非常耿直。

可到了昌都，他的观念很快发生变化，援藏不再是一件为了自己而做的事。

余川向我展示了一张他刚来昌都新区时拍摄的合照，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他，他指了指里面肤色最深的那个人。

当时，余川负责群众工作，整天顶着烈日在外奔波，曾经为了帮群众解决困难，10天打完2张手机卡上的3500分钟通话时长。

为什么这么拼？他说：“这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我特别钦佩前几批队员，他们削平一个个山尖，填起一个个滩涂，一座城市拔地而起。”讲起建设史，余川心潮澎湃。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股韧劲。

余川收到的礼物是双胞胎儿子的高考成绩单，两个孩子都考得不错。

余川收到了儿子的高考成绩单。

但那时我才得知，孩子们曾对老师说，自己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没有爸爸。

余川看着成绩单，沉思良久。他叹气：“我明白这种亏欠是难以弥补的，但没有办法。”

（四）

离开前最后一天，我们从昌都市区出发，翻山越岭两个小时，来到类乌齐县，见到了覃发维。

覃发维的家庭情况很特殊：他是四川人，在西藏工作，15年前，他的妻子四郎曲吉来到重庆西藏中学教藏语。

记者在公交车上采访四郎曲吉。

曲吉老师说，来重庆之前她也纠结过：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懵懂的女儿，还要面对和新婚丈夫两地分居的现实情况。

“在重庆的藏族孩子们需要我”，最终，曲吉选择留在了重庆。

来到重庆后不久，曲吉母亲突发重病，她立即赶回昌都，但还是没能见到最后一面，这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

我问她：“假如回到15年前，你是选择留在父母身边？还是到重庆来？”

她抬头，沉默许久，努力抑制住眼眶里的泪水，没有回答。

这次入藏，受曲吉老师所托，我们给覃发维送来了6岁小女儿的信件和画作。

画中，女儿在和爸爸玩飞盘。她说，爸爸从来没有带她玩过飞盘，上一次见到爸爸，已经是一年半以前。

曲吉丈夫覃发维收到了6岁女儿的信。

（五）

当我拿出跨越千里的礼物时，几个人不约而同红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