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湖湘文化与湖南伟人

湖湘文化现在很热，说法也很多，我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大概谈四点，因为这个课本来是要讲三个小时，今天咱们只有一个半小时，我讲完之后给大家留15分钟提问。这样的话基本上是一块压缩饼干，就是说有些地方点到为止，就不展开深入谈了。

一、近代湖南的辉煌业绩和伟人、英雄群体

咱们中国的近代史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从1840年算起到1949年为止，是109年。也有人说近代史还有其他的划分，但是我们就讲这109年。如果从1840年算到现在的话呢，是176年，那么就是加上了咱们建国以后的66年，166、177这个样子。

这一百多年，咱们中国人在干什么呢?如果用小平同志的话讲就是“三步走”，到2049年实现现代化。用习主席的话讲是“中国梦”，中华的崛起。台湾有一个人叫唐德刚，大历史学家，他做《张学良口述历史》，开了口述史先河，前年去世了，他讲了一个观点，中国的近代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三峡。远古的时候中华民族的文明像滴滴泉水，涓涓小溪，后来我们到了汉唐就到了滔滔大河。但是在近代和西方文明碰撞的过程中，我们进入了历史的三峡，这个“三峡”有急流、险滩、漩涡、黑暗、死亡、倒退，他说这个“三峡”有200年时间，也就是说从1840年到2040年，中国才能走出这个历史的“三峡”。唐德刚写了一本书叫《晚晴70年》，在中国很有影响，他的“三峡”论在中国有很多人知道。“三峡论”和我们说的“中国梦”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中国这200年不平常，跟我们以往5000年的历史不一样，可能在今后很长时间也不一样。这200年里面，前109年湖南人独领风骚，现在这66年里面，有30年是在毛主席的旗帜下走过的，也是湖南人独领风骚。所以将近200年的时间，湖南人在历史舞台上活跃、风光了四分之三的时间。

中国近代史的四次浪潮　湖南人的表现和贡献

有人说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湖南人写的历史，也有人说一部湖南史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史，这话的含义都是一样。咱们中国近代最大的问题是遇到了西方，到今天我们的问题还是西方。遇到西方以后怎么办?中 国人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洋务运动;第二个阶段叫做维新变法;第三个阶段叫做革命共和;第四个阶段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四个阶段是我们在追赶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过程当中不断深入，是对我们自己道路的选择和认识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四个大台阶，湖南人每一次都站在前列。

第一台阶：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湖南人兴起的，大家都知道，曾左彭胡。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师夷长技以治夷”[1]也是湖南人提出的，就是邵阳的魏源。

洋务运动，曾国藩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办工厂，办矿山，办现代化的企业。不仅仅曾国藩在办，整个湘军集团都在办。以往中国有一些人，马建忠、王韬和冯桂芬等一批知识分子都认识到要向洋人学习，但是他们没权。真正有政权、有军权的是湘军集团，所以他们是真正推动了中国在工商业方面向西方学习的一群人，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走到哪办到哪。

曾国藩办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外事人才，洋务人才。最著名的是郭嵩焘，习主席在英国访问，英国大使馆挂的大照片就是郭嵩焘，中国最伟大的外交家，大思想家。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大公子，外交才能非常卓越。他在圣彼得堡与俄国人谈判，左宗棠率大军剿灭山西和陕西的回乱，进军新疆，用七八年的时间带着一批将士，收复了我们新疆的1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8个湖南。两个湖南人，一文一武、一老一少，一里一外收复了新疆。在今天长沙县跳马这个地方有左宗棠的墓，墓前有一幅对联：“汉业唐规西陲永固;秦川陇道塞柳长青”。汉业，新疆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是我们中华的家业了。“唐规”，唐朝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版图，规制。秦川就是八百里秦川，象征着咱们的大西北，陇道就是陇海，我们向西走的这条大道。 “塞”就是边塞，“柳”就是一种矮小的柳树，这种柳树抗风沙，耐旱。左宗棠把它带到了新疆，带到了西北，左宗棠还带去了很多种子、农具、中药材，那个时候浙江有一个大商人叫胡雪岩，他为左宗棠西征做了很多中药，像我们现在吃的人丹、十滴水、藿香正气丸，都是为大军准备的。咱们左宗棠了不起。张春贤同志去新疆做书记，他要秘书邓人杰给我发个短信告辞，我就把这副对联抄给了春贤同志，上联是为国，下联是为民，作为临别赠言。

曾国藩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奏请朝廷向美国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一共60个孩子，10岁左右，家庭殷实，有人担保，30个广东孩子，30个湖南孩子，这是咱们中国绵延150年的留学大潮的起点。咱们今天不是讲人力资源吗?曾国藩是中国人力资源的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人。他还培养了李鸿章，他唯一的一个学生，李鸿章后来带起了淮系，淮系在近代和湘系一样，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后来的段祺瑞，包括袁世凯都是淮系的，袁世凯虽然是河南人，但是发现他的人吴长庆是属于淮系的。李鸿章对袁世凯也倍加推崇。袁世凯这个人就是临门一脚太臭，有点像咱们中国足球队，他如果不去当皇帝就是个改革家，我们《走向共和》写的就是这个故事，但是中国人逃不出这一劫，叫做思维定势也好，叫做历史局限性也好。

第二台阶：戊戌维新

湖南人对于对外开放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出了谭嗣同，谭才常。谭嗣同了不起，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以自己的生命来祭改革，这件事使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得到了极大地放大。第二件事，他是维新思想家。维新思想家有两位，一位是康有为，康有为是大思想家，但是康有为的改革思想里面还保留了很多封建专制的东西，所以他这个人最终还是个保皇派。谭嗣同写了一本书叫《仁学》，五六万字。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天道轮回读仁学》，网上很多地方在转载，我在北京和浏阳分别有一次发言。《仁学》这本书，把中国古代和现代，中国和外国的思想打通，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谭嗣同的思想，不比我们现在的水平低，甚至于超过了我们现在。我们转了150年转回去，转了120年回过头发现他是对的。历史是不是越往前就越进步呢?不一定。有的时候历史像钟摆一样，摆过去十几年，甚至是一百年，这个钟摆又摆回来了，摆回它的原点。谭嗣同很了不起，除了谭嗣同以外，我们湖南当时是全国维新最富有生气的一个省份，当时我们湖南“省委书记”叫陈宝箴，他手下还有江标和黄遵宪，几个人搭了一个好班子，这个班子在我们湖南大胆进行改革，发展工矿业，建立现代城市的行政制度和管理制度。中国当代的警察制度是从长沙开始的，是黄遵宪从日本引进来的，黄遵宪是咱们清朝政府驻日本的公使。我们长沙办的时务学堂，请了梁启超做中文总教习，时务学堂有两个非常杰出的学生，一个是蔡锷，还有一个唐才常。我们办了湘报、湘学报，办了南学会，在全国风声水起一马当先。可以说维新的前线在北京，大本营在湖南。维新后来产生了一个很长的余波，这个余波叫晚清新政，《走向共和》里专门讲了晚清新政，晚清新政是我们过去屏蔽的一段历史。最近王岐山讲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可以参照晚清新政这段历史。

第三台阶：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革命的手段实行制度的转换，通过制度的转换来“师夷之长技”追赶西方。在辛亥革命时，武昌起义的一批年轻的将领都是湖南人。刘复基、蒋翊武等，包括他们的“文学社”、 “前进社”都是一批湖南年轻人为骨干，他们本来想在湖南起义，但是这个时候湖北因为巡抚带兵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形成真空，所以他们临时在那儿起义。起义第二天，长沙响应湖北的武装起义。我们两个年轻人，一个是焦达峰，一个是陈作新，做了都督，然后组织湘军驰援武昌，黄兴从外地赶到武昌指挥战争。武昌起义坚持了个把月时间，这段时间全国宣布独立，脱离清廷，袁世凯利用这样的一个压力，压迫清廷退位，所以可以说，清朝是湖南人推翻的。

曾国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预料到了清王朝的这种命运。大家注意曾国藩一直嘱咐他的后代不要从政，因为他身后的几十年中国的政局是一场混战，一片混乱，他心里感到了这一点。当时他的一个重要的幕僚赵烈文，劝他打到北京去，自己做皇帝，他不干这种违背孔孟之道的事，但是他已经感到了晚清这座大厦即将倾覆，最终还是湖南人，还是湘军的后代把它推翻了。

辛亥革命有一个很长的余波，就是后来的国民革命，这个余波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流完，在台湾还在流。由于湖南人在辛亥革命中的这种地位，所以国民党里面有大量的湖南人。辛亥革命我们出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你们长沙县的黄兴。黄兴有一个殷实的家庭，他书读得很好，读到秀才，送到湖北两江书院读书，读得又不错，送到日本留学，在日本看到了中国清政府的腐败和日本的强大，以及日本对中国的虎视眈眈，他辍学回到长沙，在明德中学办了华兴会，对外叫华兴公司，他卖掉祖上给他留的田和房子，去买弹药准备起义。起义的消息泄漏之后清军抓他，他逃到我们北门的天主教堂，天主教士把他送到了湘江，从那儿又到了日本。1905年，他在东京遇见了孙中山，两个人一拍即合，加上上海的光复会三家，成立了同盟会，三家里面长沙的华兴会有过组织起义的经验，人数众多，实力强大。本来应该是黄兴做总理，但是这个时候海外华侨里面孙中山的影响比较大，黄兴主动让贤，他说他比我长十几岁，是我的兄长，他在海外的影响很大，他做总理，我来辅佐他，后来黄兴就做了二把手。孙中山这个人花钱比较大手大脚，用今天的话来说，有的时候账目不清，很多人对他有意见，而且孙中山做宣传鼓动工作和理论工作比较多，扎实做组织工作、联络工作，领导武装起义的是黄兴，所以同盟会内部多次有人建议推翻孙中山，叫黄兴来搞。黄兴说，我不是为孙中山本人，我是为了这个大局。你们看到，太平天国就是因为内讧而垮掉的，我们不能走这条路。所以他一直以极大的耐心维护着同盟会的团结，维护着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一直到起义之后，大家请黄兴做新国家的一把手。他接到了孙中山的电报，说我正在赶回国的途中，黄兴就停止了一切筹备工作，等待孙中山回国做临时大总统。章太炎在挽联中评价：“有史必有斯人，无公便无民国”。黄兴的故事非常多，前年6月23号，我在旧金山给600多华人讲黄兴的故事。黄兴是我们长沙的资源，也是中国的资源。他有一句名言，现在我们大家经常用这句话即“功成不必在我。”只要我们国家好，人民好，谁来成又有什么要紧呢?他给他的家人和儿子留了四个字就是“无我笃实”，何等胸怀!何等境界!所以我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向先贤寻求价值》，什么是价值?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他们是为什么活着呢?黄兴是为谁活着?为国家、为民族，他是活活累死的，只有42岁就死了。共和里面还有两个人，一个蔡锷，一个宋教仁，这是湖南“共和三杰”，他们都埋在咱们岳麓山上，我多次想说岳麓山应该改为共和山，想到这些共和烈士，心里头就充满了敬仰，也充满了悲伤,这是我们冒着风险顶着压力走做《走向共和》的重要原因。所以湖南在倡导民主共和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省份。

第四台阶：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四大步就是什么呢?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我们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三大目标，在这场革命之中，湘人可以说独领风骚，毛主席成为当之无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我们的政界、军界湘人非常之杰出。1945年七大的时候，中央委员40%是湖南人，1956年八大的时候，湖南人是35%，十大元帅3个湖南人，十大大将6个湖南人，上将我们占一多半，大将、上将、中将不计其数。1943年延安五大书记3个湖南人。讲这些东西是要讲一个事实，那就是湖南人做的非常好。

近代湘人群像

在这一百多年里面，湖南涌现了五大人才群体，涌现了五个引领中国的思潮。

第一个就是陶澍、贺长龄、魏源。他们是一种经世派，引领了经世思潮，这个经世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在晚清的时候，咱们中国声音一片沉寂，所以龚自珍讲“万马齐喑究可哀”。那么知识分子在干什么呢?那个时候有一个乾嘉学派、一个桐城学派。桐城学派是安徽的研究文学的，乾嘉学派是研究考据的，因为200多年满人不让汉人说话，他们人数很少，一百多万人统治一亿人，哎呀，心虚啊。政权的合法性，政权的稳定性，像鬼一样的缠着满族人，所以满族人对外封闭，对内不让说话，高度地专制，让中国文明内核，中国文明内在的力量，消失了200多年。

在晚清的时候，湖南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武器就是王船山的思想，王船山的思想武装了湖南的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长期流传学习王船山。贺长龄、陶澍、魏源他们这一批人都是。王船山最重要的思想是经世，就是理论要联系实际，学问要解决问题，不能空对空。这样的一个思想就使他们这一批人要解决晚清政府的具体问题，所以就是经世致用的思潮。经世致用的思潮很快在湘军崛起，以后变成了洋务思潮。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洋务派的群体，包括了“曾左彭胡[2]”，所以我们从经世思潮经世派，就过渡到了洋务思潮洋务派。什么时候发现洋务派不行呢?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也等于宣告破产。这个时候出现了维新思潮，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康、梁和谭嗣同、唐才常。维新运动后来还是被镇压了，还是走不通，怎么办?共和思潮、革命思潮，这个思潮就是我讲的“共和三杰”，有孙中山的思想，特别是黄兴、蔡锷、宋教仁。共和不成就产生了共产，从共和又走向了共产，第五个思想是毛泽东。

从经世到洋务，从洋务到维新，从维新到共和，从共和到共产，五个人群五重思潮，后浪推前浪，推动着中国的变革，推动着中国追赶世界的潮流，这就是咱们湖南人这100多年干的事。

二、湖湘文化的地理条件

为什么湖南人会这样?全国这么多的省，历史上很多省表现都非常好，为什么只有湖南人在近代的变革中能做到敢为人先呢?总的来讲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时势造英雄，一个是文化准备。近代的湖南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特别是太平天国进入湖南，从南打到北，穿肠而过。这样的巨大的波浪，搭起来了一个大的平台，形成了一个大的气场，江忠源、曾国藩这样一批年轻知识分子，趁势而上，借着这股风云腾空而起。如果没有太平军进入湖南就没有湘军，如果没有湘军，湖南跟其他省差不多，即使有一批人有思想也没有用，无法展示才能。当时咸丰皇帝看到太平军起来之后，他是给20多个省下了诏书，让办团练，叫当地保境安民，只有湖南办得最好，其他省办的都不好。正规军都打不过太平军，湖南一批衣衫褴褛的农民，几个知识分子又怎么打得过人家呢?但是湘军居然成功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湖南知识分子，他们有一个长期的思想和文化的准备。从王船山到陶澍，从陶澍一直到魏源，从魏源一直到曾国藩这一批人。他们有一个思想，就是湖湘文化的基本思想，就是湘人的思想，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湖湘文化。这个思想使湖南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截然不同。有道义、有理性、有血性、敢担当，切合实际，吃得苦，他们在生死搏斗中杀出来，这就是文化准备。有一个哲人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预备的，所以湖南人的这种崛起，是两个原因，客观的形势和思想的准备。

湖南的文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湖湘文化不难理解，它是一种地域文化，湖就是洞庭湖，湘就是湘江。湖湘文化就是湖湘流域的文化，湖湘地域的文化，所以文化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我们认为文化上面有一个层次叫做理性的东西，下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感性的东西，理性的东西就是湘人的思想。什么叫思想呢?思想大概包括价值观、价值系统，包括宇宙观，包括方法论，包括政治观点、道德观点、经济观点、文化观点。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和认识论、方法论。思想是比较理性的，有条理的，有脉络的，但是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少数知识分子懂这个东西。

还有一种是心理状态，心理状态就是湖南人普遍具有的，个性、气质、品质，这个是感性的。即使一个湖南的走卒贩夫，一个年轻人，他也有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东西怎么概括呢，有的人说独立，有的人说是反叛，有的人说是好斗，有的人说是倔强，有的人说是吃得苦，霸得蛮，还有的人说是耐得烦，但这个“耐得烦”我一直不太赞成，湖南人不蛮“耐得烦”，他要是耐得烦就不会老是这么跟别人去搞是吧?

气质方面湖南人是与众不同的，我碰到一些北京的办公司的朋友，听说我是湖南人，他就说，哎呀，我们那儿有几个湖南人，开始不觉得，几个月以后就发现不一样。我说你觉得哪不一样啊?他说湖南人比较爱读书，这有点像;他说湖南人很吃得苦，这有点像;还有湖南人非常倔，坚持自己的意见，再一个湖南人不怕惹祸，这不就是敢担当吗，是吧?胆子大。

气质和心理这个层面，是湖南长期的地理历史发展影响带来的，这种影响渊远流长，潜移默化。

湖南的区位

我们湖南的地理环境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是我们的区位很特别，很重要。中国的文明，如果用示意图的话，可以用两横一竖来表达和释义。一横是黄河，一横是长江，一竖就是京广线，我们中国的文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两横一竖。做《走向共和》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去看南怀瑾先生，他跟我说，咱们古代都是南征，近代都是北伐，我一听好像说得很对，太平军北伐、湘军北伐、红军北伐，革命军也是北伐。咱们中国古代的文明是从北边往南边走，近代文明是从南边往北边走，古代的压力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民族，近代的压力来自海上。所以我们的文明中心是移动的，咱们古代文明在西边，长安、西安都是咱们的首都，那个时候汉唐都是在西边，到了近代到东边，现在在上海、江浙。古代的时候由西往东走，现在又由东往西走，现在叫开发大西北。这个文明移动，湖南深受其利。湖南是第二横和这一竖的一个交汇点，在长江的南岸，这样的话，把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叫做中南，一中一南，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重要的历史变化的理由。大概可以说给我们带来了六样东西，这六样东西我今天点一点，在其他地方我会讲很细，讲一些故事。

第一样东西是给我们带来了战争文化。

湖南这个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就一直在打战，所以我说“天下未乱湘先乱，天下已定湘未定”，全国还没开始打，咱们先打，全国打完了，咱们这儿还打。我现在在编一本丛书，叫做《多维视角下的湖湘文化》，这套丛书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们聘请我做主编，请了一大堆作者在这儿做，后来看了总目录，我说少了一本，最后他们就加了一本《湖南战争史》。

湖南秦朝就打，汉朝还打，魏晋南北朝，别的地方不打，咱们这儿打。然后从北边来的金人打咱们，宋元明清都打。“三国演义”的时候咱们这儿打，三国里头有一幅对联，“天下举兵诛董卓，长沙孙坚最先来”，你说这个董卓在洛阳闹事，跟你长沙有什么关系?长沙“市委书记”带着警备区这几个兵，跑那么老远去帮助，长沙人爱管闲事，不自今日始，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三国演义》专门有一集叫《战长沙》。我们这儿一直打仗，为什么呢?你要打西南也好、东南也好，你不占领长沙都不行。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天心阁与长沙城》，我们天心阁是烧了14回，为什么呢?咱们长沙城三个高地，一个岳麓山，一个妙高峰，一个天心阁，日本人第三次进攻长沙的时候，天心阁上下堆满了死尸，中国人和日本人就夺这个高点。这种铁血的精神，是长期锤炼出来的。长沙在第三次跟日本人会战的时候，把日本人打怕了，打服了。最后日本人在战史里面，说湖南人像魔鬼一样，他们自己是鬼，他们说我们像鬼，我们是魔鬼，我们又没到你家去，你跑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打你，当然像魔鬼一样。蒋介石、陈诚都跑到咱们这儿说：“哎呀，湖南人了不起。”陈诚拍咱们的马屁啊，陈诚说只要有湖南的人民就可以把日本人赶走。所以湖南人不怕打仗。

第二个文化就叫做民族融合文化。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少数民族之乡，远古的时候我们叫三苗，众多少数民族居住在崇山峻岭之中，汉人不断地从北往南走，把少数民族挤压到了湘西，湘西南。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开梅山，那个时候的梅山就是咱们现在的娄底、邵阳、怀化这一带，还是封闭的，全部是少数民族，进不去，宋朝时的开梅山才慢慢地进去，我们叫梅山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给我们汉人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独立性，带来了反抗精神，带来了不怕死，勇于担当、讲义气，所以我们都有少数民族的精神和血统，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家有。我母亲是湘西芷江人，我小的时候她带我回家，在那儿看，那些人都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我也不知道我有多少分之一，反正有，咱们湖南人都有。

2000年的民族融合，互相取长补短，这里面有很多故事。湖南有一件了不起的事叫改土归流[3]，就是雍正年间，鄂尔泰做云贵总督，改土归流，后来《雍正王朝》没写这个事，你没写这个事，惹少数民族，民委不同意是吧，他不通过你没办法。咱们拍了一个《左宗棠》，就是因为国家民委不同意，咱们就没播，几千万就丢掉了。所以民族融合是咱们湖南的一个特点。

第三个文化叫做移民文化。

战争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移民，湖南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战场，由于打仗多，战后就带来了巨大的移民潮。最大的移民潮一个是南宋，北宋灭亡以后整个北边的党政军民学全部到南边来了，到了咱们湖南、贵州、云南，以及广东、广西、福建这几个地方，我们湖南首当其冲。这和我们湖南的第二个地理环境有关，我们是丘陵地带，山不太高，水不够深，但是山山水水密密麻麻紧紧相连，这样的话就交通不便，藏人特别容易，到现在藏了很多人在咱们湖南。咱们怀化有一个县叫中方县，中方县有一个村叫金坪村，我在省委宣传部做副部长管文艺，他们就带我去那里看，我一看古香古色，吃完饭那老人家挺客气的，说郑部长你人挺好，我跟你说实话，我们家都是潘仁美的后代。潘仁美是谁?就是害杨家将那个人，是吧?他们家都是汉奸的后代，他在当地待不下去就跑到咱们这儿里，那个村子进去根本没有陆路，必须走水路，坐船才能进去，现在可能会通了。还有我们凤凰，书架堂村，住的都是杨再兴的后代。像咱们石门，据说李自成在那个地方藏起来了。我做《故事湖南》的时候有一集是讲述建文帝的，即朱元璋的孙子，他爷爷把皇位给他了，他叔叔不服，后来从他手里把这个国家抢了，抢的时候建文帝到哪去了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家就说他跑了，跑来跑去，现在都说跑到湖南来了，咱们现在也没法证明他到了这儿，也没法证明他没到这儿。还有明朝末年的时候，张献忠屠川，湖广填四川，江西人大批的到了湖南，湖南人管江西人叫老表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湖南，是全国各地的人融合起来的一个地方。所以湖南人有“天下”这么一种心理状态，咱们现在老说湖南人，你自己的事还搞不好，还心忧天下，因为咱们是天下来的人，怎么不心忧天下呢?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说的那个心忧天下不对，咱们现在首先得把自己的事管好，你心怀全局者才能做好自己的事，我们怎么就不能心忧天下呢?对不对?所以咱们这儿是一个移民大省。

第四个，咱们湖南是一个流寓文化的大省。就是到你这儿住一段时间，又不是你这里的常住人口，没有户口。

流寓的人有三种，第一种是下放的人，到湖南来劳改的，像屈原、贾谊都是下放的。古代的时候不搞“双规”，“双规”成本很高，所以古代这个人只要没有犯死罪，他给你搞一个小点的官，让你去一个环境很不好的地方待着，自生自灭。咱们湖南在唐宋以前，在全国算比较不好的地方，我们的气候比较极端，而且那个时候咱们交通不便，热嘛热死个人，冷嘛冷死个人，还有狼虫虎豹，咱们湖南最后一只老虎是1960年打死的，在这儿之前咱们湖南有好多老虎。我们是组织了一百多支队伍上山打老虎打掉了，后来才发现华南虎很珍贵，咱们湖南是中国的华南虎之乡，世界的华南虎之乡，因为咱们无知把它们消灭了，很痛心。所以犯错误的人到我们这儿来。第二种人没犯错误，到我们这里做官，虽然这个地方不好，也得有人来做官。像张仲景、辛弃疾、韩愈、朱熹都做过我们的地方官。第三种人是到我们这儿旅游的，转一圈就走了。这些人来，给我们湖南带来了文化，第一因为他们是大文化人，他比咱们湖南本地人有文化，第二他们到这儿就有时间了，又没工作了，每天待着啥事都没有，他就开始写东西了。柳宗元在咱们永州待了12年，他写了很多好东西。因为他在朝廷时当权派对他又不喜欢，他当然只能跑到这儿来，在我们这儿写。第三他在逆境中才有思想，才有文采。毛主席专门讲了一段话，“仲尼厄而作春秋”，讲左丘明失明以后才作《左传》等等。咱们湖北有一个书记张二江，叫“五毒”书记，他在牢里关了10年，出来出两本好书，他当书记的时候啥也写不出来，干点小活、喝点小酒、泡点小妞、打点小牌，他哪有空写东西呢?关牢里10多年，写出两本好东西出来了，逆境，就是人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到我们湖南来流放的这些人，包括贾谊都写了好东西。

到了唐朝以后很多人到湖南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湖南这个地方佛教悠远、道教悠远，这就是咱们的第四个大文化，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在我的博客上。我在长沙市做了12年部长，6年副部长，6年正部长，但是我做副部长，他们也叫我郑(正)部长。一共写了12本书，这12本书，有6本叫做《长沙历史文化丛书》，4本叫《长沙历史老照片》，一本叫《历代名人记长沙》，都是散文，一本叫《历代名人咏长沙》都是诗词，诗词一共是538首，其中杜甫写我们长沙的就有6首，杜甫是全世界的诗圣，全国有哪一个城市让杜甫写6首诗?最后杜甫是死在湘江边的。许多年前我当常委宣传部长的时候，谭仲池当时是常务副市长，我就对他说咱们两个文化人在长沙做官留点事吧!杜甫和李龟年在长沙遇见了，杜甫就写了一首诗记下来。一个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一个中国最伟大的音乐家在长沙这个地方相遇，咱们给他做个亭子多好啊?后来我调走了，他们建了一个杜甫江阁。

由此可见，流寓文化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后来陆游说“不到潇湘岂有诗?[4]”意思是你连湖南都没有来，你怎能写好诗呢?

湖南的流寓文化非常深远，毛主席有一首词叫《蝶恋花·答李淑一》，李淑一的父亲叫李肖聃。李肖聃先生写了一本书叫《流寓学略》，就是对流寓的这些学者的简要介绍，这本书现在没有，我没找到。我后来查了一下，他写的还不全，咱们还有很多，像刘禹锡是咱们这儿的，秦观，还有唐宋八大家，好几个在我们这儿。

第五个是道教问题。咱们湖南本身就是道文化之乡，我们本身深受老庄的影响。这可以看马王堆里出那些东西，如导引术，老子的文献等等。我曾指导《屈原》这部电影，是作者之一，为此看了1000万字的资料，就是看老子、孔子、孟子，老庄、屈原这几个人的材料。我们湖南这个地方道家厉害，咱们大南岳是道家，三十六个洞庭福地之一。李泽厚先生写过一本书《己卯五说》，讲到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一个巫传统，一个史传统。巫传统与道家相呼应，史传统与儒家相呼应。巫传统起源于湘西鄂西古代民族文化。所以说湖南道家传统极其深远。湖南道文化的盛行对儒家文化和佛家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和我们的地理有关。大家说和地理有什么关系呢?咱们这儿山又不高，水又不深，随便圈块地就是个公园，你像北京盖颐和园，还得挪用海军军费600万两，把那个昆明湖里面的泥巴挖出来，堆到外面，堆一个山，咱们湖南到处都是这样的山，咱们随便划一个地方就是公园，有山有水。我在北方呆了很多年，回到湖南自己家乡一看，咱们这不就是住在公园里面吗?华北却不是这样，华北地区这些年把树一砍风沙很大，特别是到了三四月份，春雨贵如油，很干，所以说还是咱们湖南好。所以寺院就愿意在咱们这儿，所以咱们这儿的佛教文化兴盛。

我们是一个禅宗[5]的圣地，是禅宗最重要的重镇之一。关于湖南的佛教，上次我专门在洗心禅寺和妙华法师有一次对话。佛教文化在湖南的兴盛大概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地理环境，非常适合于天人合一，山水合一，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大量的寺院在咱们这儿兴起。“南朝四百八十寺，尽在楼台烟雨中。[6]”，因为南方这个地方适合做寺院。

第二个原因是禅宗产生在咱们附近。禅宗的六祖慧能是在湖北的黄梅县，最后拿五祖给他的芦苇渡江从黄梅逃跑，经过湖南到广东韶关，他从湖南的北部边境跑到湖南的南部边境，在那儿待了十几年。后来禅宗一花五叶[7]，重要的沩仰宗就在咱们湖南宁乡。

禅宗是佛教文化中中国文化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是佛教文化的一个大变革，也是儒家文化的一次大变革。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的思想就深受禅宗的影响。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再多一点就包括法家文化等，荀子的文化基本上是儒家的，墨家的文化没有什么特质的东西，他只是更加重视兼爱、非攻，重视民生。实际上这几个文化总的来讲都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伦理社会，咱们说法家是不是讲法治社会呢?其实它是讲由法来搞伦理，用法来搞专制，它并不是说就把宪法放在第一位了，限制中央政权，而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中国的这几家文化的一个共同点是它的世俗性，它只讲人间，讲社会，它并没有讲宇宙，它讲宇宙讲天的时候，讲的模模糊糊，中国人始终没有把天搞清楚。我们中国人的天有三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自然。我们说靠天吃饭，大自然叫天。第二种含义是祖宗。我们的老祖宗没有了，上哪去了，说他们上天了，他们在天上，天上能呆那么多吗?咱们也不管。第三含义是上帝。上帝也很乱，你看咱们的《西游记》最后结尾的时候，佛家的人都在天上，是吧?那么多和尚，包括如来佛他们在天上，天上还有谁呢?玉皇大帝带着他那些个文武百官，还带着王母娘娘，这些人都在天上。天上有神仙，我们中国人这个“天”的思想没有树立起来，我们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我们的“天”就是人间，咱们没有彼岸的观念，没有主观和客观的观念，主观和客观的观念是谁给带来的?是禅宗带来的，佛学里面有一个“能”和“所”的概念， “能”是主观的，“所”是客观的，把这个世界分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伊斯兰教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在基督教里面有，在长期论证到底有没有上帝的这个过程之中，他们的哲学产生思辨性，从古希腊开始，常常讨论论主观和客观，笛卡尔是个代表，二元论，主客相分，极大的解放了基督教的哲学思想，为后来的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打下了基础。所以他有了一个新的哲学思想，咱们中国人始终没有。中国人的主客相分的哲学思想是从哪来的呢?是从佛教来，禅宗来，佛教本身就是一个哲学思想体系，咱们中国人历来是说什么就是什么，禅宗说什么不是什么，实际上还是什么，更深刻全面的什么。特别强调辩证逻辑、辩证思维，禅宗里面把“有”和“无”打通了，把“一”和“多”打通了，把“动”和“静”打通了，主观和客观概念的引进，改变了中国哲学的品质，为儒学向理学迈进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个事是在哪完成的呢?是在咱们湖南，谁完成的呢?咱们湖南人周敦颐完成的。

刚才我讲了中国湖南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给我们带来了六样东西：战争文化、移民文化、民族融合文化、流寓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这六个文化对我们湖南人的气质产生了影响，这些影响并不是具体地指对哪一个事，哪一个人，但是它是普遍存在的。

湖南的地理特点

湖南的地理还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山水相连，山山水水，这个地理条件对湖南人影响很大，它造成了湖南小范围的封闭。湖南对外是一个地理单元，我们叫做湖南盆地，对内我们分成了很多的小区域，这些小区域之间有一定的分割，又有一定的往来。山使我们坚强，水使我们通达，所以湖南人，我们有山的坚强，也有水的通灵。其次是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我们的地理环境使湖南好像一个朝北的大撮箕口，我们是湖南盆地，但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盆地，我们是一个半圆。全中国江都是自西向东流，唯有我们湘江格外一根筋，湘江北去。这就是湖南人最特别的地方，也是湖南人最一根筋的地方。为什么呢?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讲风水讲什么呢?要坐北朝南，负阴抱阳，就是因为我们在北半球，寒冷的空气是从北方来的，这个北方的寒冷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敌人，所以中国人都选住在山的南坡。大山的南边就有一个文明，像咱们中国的大的文明，东北三省，北边有大小兴安岭，华北有燕山山脉，四川有秦岭，两广有南岭，湖北有大别山，就是咱们湖南什么都没有，湖南北边是一个洞庭湖，还有一个长江，过去就是一个江汉平原，我们的西边是雪峰山，上去是云贵高原，南边是南岭，我们的东边是罗霄山脉，井冈山。所以我们只有北边一个出口，到了冬天北风吹过来的时候，没有什么阻隔，直接进入三湘四水，非常之冷，再加上我们水多，潮湿，所以贾谊说湖南这个地方是“卑湿楚地”，所以湖南人吃辣椒。我们的气候比较极端，我在长沙为官多年，年年防汛，每到春天，“五月一天不过都是祸”，听着下雨人就醒了，就怕我守的防区垸子垮了。我们的气候极端，冬天冷，夏天热，涨大水，所以比较适合养猪。一位省长带着我们到俄罗斯去访问，他对前俄罗斯边疆区的书记说：“我们湖南是鱼米之乡，会种田，会养猪，我们有一人一猪。”当时我听了半天也想不清楚，什么叫一人一猪，后来他们给我解释，湖南这个地方有6000多万人口，每年出栏的猪的头数是6000多万头猪。这是十几年前了，咱们省长出去介绍咱们的优势啊，就介绍这个优势，还没有什么三一重工啊。

湖南的气候

湖南气候比较特别，这种气候使湖南人个性上吃得苦，真的吃得苦，很冷很潮湿，劳动很艰辛，确实叫人坚强。所以曾国藩说，湘军是“士人带山民” ，士人就是读书人，山民就是山里的老百姓，打鱼和划船的不要带，那些人狡猾得不得了，是吧?山里老百姓老老实实的，叫他打他就打，叫他跑，他就跑。所以湘军就是一帮能吃苦的农民。

三、湖湘文化发展的历史线索

第三个大问题，我简单地讲一下思想发展的脉络，湖南人思想发展的脉络。

从陶澍他们开始说，前面有几个人对我们湖南人思想影响非常大。我们的湖湘文化的思想脉络，其实就是一些杰出的代表人物的思想，它们就像珠子，我们把一颗一颗的珠子穿起来就是一根项链，湖湘文化就是这样穿的。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非常多，我们不能一一列举，影响最大的人我点一点名字，有的人我多说几句。

第一个对我们湖湘文化影响非常大的人是屈原。有人说舜帝影响也很大，但是舜帝记载比较少，都是传说，且舜帝只有一些做法，没什么思想，屈原这个人是有思想的。屈原是公元前300年前后的湖北人，他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做官，第二是做诗。他做官做得很大，做到了楚国的三把手，叫左徒，他还做过两个比较小的官，一个叫做三闾大夫，一个叫做文学侍从，文学侍从就是秀才，帮着楚怀王搞文件的，第二个就是做三闾大夫，他是管贵族事务的。左徒是这个国家的三把手，翻成现在的话叫做常务副宰相。司马迁写了一篇《屈原贾谊列传》，这里头他就讲屈原在做左徒的时候内政很好，长于治乱，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候他就可以治得好;他还强于外交，强闻博记，读了很多书，脑子还能把这些事都记住。所以他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但是楚国到那个时候已经腐朽了，腐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远远地落后于这个时代，因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各国都在变法，变法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往前走。楚国这个时候有很大的僵化的既得利益集团，一个就是王族，楚怀王这个家族;第二个是贵族，春秋战国时期，东周以后分了很多很多的诸侯，诸侯又分了很多小的君，分了小的采邑，那么这些诸侯都有自己的血脉的网络，这样的话利益就得分割。分割以后其实楚国的综合国力非常强大，但是它打不过一个小小的秦，就是因为秦改革，综合国力大增，楚国不肯变法。屈原要变法之后，就受到了那些反对变法的人的谗言，楚怀王就疏远他，最后把他下放，下放了两次，第二次就下放在湖南。他在湖南待了很长时间，西边到了溆浦和桃江，南边到了咱们的南岳。他在长沙附近的汨罗呆的时间比较长。

屈原的伟大在何处?

第一个是他的伟大的思想。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人文主义的悲天悯人的思想。你说他爱国吧，他也不仅仅爱楚国，他是爱天下的苍生，爱社稷，爱宗庙，爱文化，他有非常伟大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他想实现一种美政，所以他要写美文，他爱美人，美人、美文、美政……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人，他是一个伟大的自然主义者，他爱山川、爱河流、爱太阳、爱长风、爱皓月，他的诗里头充满了人间之爱，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一个伟大的自然主义者。楚国有700年历史，因为他的理想没有实现，最后一朝亡于秦国的铁骑之下，生灵涂炭，理想破灭，这种情况下，他异常的悲愤，所以他以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屈原这样一个伟大的人，他的这些思想使他成为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图腾，后来无数的人都仰望着他，我们今天读到屈原的时候，还为我们的人生感到惭愧，我们远不如他。屈原有四大优点，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民本主义者、爱国主义者、自然主义者。这是他的第一点：我叫做心系天下、心忧天下。

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他说“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他一直在《离骚》里面，这个《离骚》其实就是一个关于离开的牢骚。楚怀王不喜欢他，叫他走，他走了，就有意见，有意见就发牢骚，这个牢骚写得好，我们就叫“离骚”。他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祖先，自己的个人所长，自己和君王合作的路程，以及后来遇到的艰难险阻，都写了出来。那么这里面写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追求，他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后来写了一首诗叫《天问》，《天问》有170多个问题，在太庙里面发出问题，问苍生、问鬼神、问古往今来……他追求真理，他不向世俗的腐败势力妥协，他不为个人的利益而出卖自己的人格。所以，他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追求真理的人。

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面，能够发出“问天”声音的人，没有几个。咱们历史上有几个人问过天?一个是荀子，这个人问过天，但是问得不是很厉害。汉朝有一个王充问天，明朝有一个李贽问天，清代有一个王国维问天。中国人是不问天的，天叫咱们干啥就干啥。咱们现在教小孩子也是，第一句话就是“要听话”是吧?不就是要他听你的话吗?不就是要他最好就长成你这样吗?对吧?你为什么不能叫他自己好好长呢?屈原他是不信邪的，他追求真理。

他追求人格的高洁。他是人格上至纯、至真、至洁、至善的这么一个人。他要妥协，其实可以到其他国家去做官，他只要退让，荣华富贵他是不会少的。他碰到渔父，渔父说水不干净你就拿它洗脚，水干净你拿它帽子，你何必非要跟水过不去呢?对不对?他不，当自己的理想破灭，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他宁可死，他也要保持人格的高洁。所以他的人格屹立在中国的彼岸，无数的人仰望着他。

他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鼻祖。中国的文学有两个源头，一个源头是《诗经》，一个源头就是《楚辞》。《楚辞》的代表就是屈原，这个屈原的《楚辞》直接影响了世世代代的后人，大家就可以看到贾谊受他影响，陶渊明受他影响，李白受他影响，到最后曹雪芹也受他影响。在《红楼梦》里面，林黛玉叫“潇湘妃子”，林黛玉住的房子叫潇湘馆，第五回里面对十二钗很多的描写都是楚辞的风格，都是骚体。所以曾国藩说，我们湖南这个地方高山阻隔，群苗所居，只有在周之末我们出了屈原，屈原的出现使我们湖南后来百代的文人都追随着他，封他是我们文化的图腾，我们文化的榜样。屈原的死一直影响到我们近代，包括谭嗣同的死(谭嗣同是读屈原的)，包括陈天华的死，姚洪业的死，禹之谟的死，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蔡锷。所以我一直想写一篇杂文叫做《湘人之死》。湘人的死与众不同，从屈原开始。

屈原之后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是贾谊，贾谊是河南人，是个少年才俊，他死的时候只有30岁出头。但是他在世的时候写了最著名的《治安策》、《过秦论》、《吊屈原赋》。他在咱们长沙待了四年，最后司马迁把他和屈原写在一起，叫《屈原贾谊列传》。他和董仲舒，是汉朝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所以我们湖南人自己把自己叫做屈贾之乡。贾谊的贡献很大，第一个是在汉赋方面，是开山鼻祖，文学上它有创造，第二个在他的思想上对郡县制的肯定，到今天我们还在延续。我们长沙市就是一个郡，我们九个区县就是根据郡县制的理论来的。这段时间大概是在汉朝中期，他是汉文帝时候的人。

再往后走就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咱们长沙出了蔡伦，湖南出了蔡伦。这段时间道教有所发展，魏晋的时候，咱们中国的文化经历了一场变革。因为儒家文化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后，遭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就是焚书坑儒，把儒家文化踩到脚底下去了，那么汉朝建立起来以后，用什么样的思想治国呢?就是楚人的思想，黄老刑名之学，这个黄就是黄帝，道家把黄帝看做自己的老祖宗，老就是老子、庄子，叫做无为而治，与民休戚。到了文帝、武帝、景帝三代皇帝，中国开始慢慢的恢复了元气，叫做“文景之治”，道家的思想开始兴起，湖南这个地方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到了隋唐的时候，一方面是六艺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禅宗的发展，道教和佛教的发展。

到了宋朝的时候，湖南出现了一个横空出世的伟人，是北宋到南宋期间的这么一个人，是咱们湖南道县的，叫周敦颐，他大概做过我们郴州汝城这么大的县官，他也在福建做过县官。因为那个时候咱们淮河到长江之间是战争区域，长江以南形成两个文化圈，一个是杭州，当时叫临安，一个是我们湖南长沙，这个半壁江山叫南宋，南宋152年时间，对咱们湖南的发展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就是因为在南宋期间，北方的文明，特别是人才，这个时候都涌向了南方。我们湖南这个地方，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中心。

周敦颐做了什么事?他实际上就是给我们的儒家文化搞了一个升级版，儒家文化原来的版本比较低，他就把它升级了，他给它装上了一个佛家文化的宇宙观，给它装上了一个佛家文化的辩证法，给他装上了一个道家问题的阴阳论，他把这几个东西一装之后呢，提出了一个新的学问：他还是讲三纲五常，但是这个三纲五常就变成了由宇宙观做基础，由认识论做基础，由方法论做基础。解决了几个什么问题呢?他写了两本书，一本书叫《通书》，一本书叫《太极图》，一本书是讲人生观，一本书是讲宇宙观，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讲的这个世界本来是无。“无”就是什么都没有，本来的状态。这个“无”解决了世界的本源的问题，又解决了一个动和静的问题，解决了“一”和“多”的问题，即一元和多元的问题，还解决了天人合一的具体形式问题，大概解决了四五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他又碰到了一个好朋友叫程珦，程珦那个时候看到朝廷里头乱糟糟的，秦桧当权，就把自己的两个儿子，程颢、程颐交给周敦颐当学生。程颢、程颐这两个人最后就成了中国的大思想家。这两个人后面又出了一个朱熹，他们三代人，最后形成了“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就成为了一种带有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带有社会各个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包括人民群众)都能接受的一整套的思想，这个思想在明朝逐渐地发展起来。这是和我们湖湘文化关系非常大的一件事。还有一件事就是“朱张会讲”，朱熹和张栻在咱们岳麓书院会讲，讲了两个月时间，专门讨论这个“程朱理学”的重大问题。

第三件事就是这个时候涌现了一个湖湘学派。

南宋的时候有四大学派：濂、洛、关、闽，周敦颐一派，二程一派，朱熹一派，然后张载一派。这四大派，都与湖南有关，最后湖湘学派起来，湖湘学派的鼻祖叫胡安国，福建人，他有三个儿子，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第三个儿子胡宏，还有一个胡寅，这三个儿子最后都成为大思想家。这是咱们要知道的事。另外还有两个人，一个人是王阳明，他是明朝中期的人，1500年左右的人，这个人对湖南的影响非常之大，他讲的是心学，朱熹的《程朱理学》讲的是理学。理学讲的是从客观上要约束人，大家要遵从天理。王阳明讲的是心学，他讲人的最高境界是致良知，知行合一，就是要自律，王阳明深受禅宗的影响。

到了1600年的时候，咱们中国出了最伟大的思想家王船山。王船山本名叫王夫之，他是咱们衡阳人，他亲眼看到清军入关灭了明朝，对此死不瞑目，写了一幅对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8]”。他说我这个身躯就是为了解释这个明朝灭亡的原因，就是为了使我们中华文化再别开生面而活着。他著述42年，写了800多万字，形成了一整套思想。王船山最重要的思想就是让中国的文化，跳出了唯心主义的圈子，不仅仅要听天理，不仅仅要听心学，更要看客观实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客观实际看得这么重，所以我们把他叫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第二个他非常强调“趋时更化”，也是与时俱进，他说我们已经停滞太久了，跟世界隔绝。第三个他提出来不仅仅要“道”，而且要“器”，他认为气的进步，是道的进步的先驱。他提出了新的道器观，所以过去叫做天不变道义不变，孔孟之道不要变。但是他提出世界变了，我们的“器”就要变，气变了，“道”就会变。他有极高的民族气节，清朝的巡抚请他出来做官，他说：“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9]”，清风就是清朝的风，明月就是明朝的月，他说明月无心自照人。因为他是反清复明的人，所以他的书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出版，最后是曾国藩把他的全集出了，也不叫全集，我们现在出的叫全集，他那时出版的叫《船山遗书》。出版以后极大地鼓舞了中国近代人，包括我们的毛主席。曾国藩兄弟受他的影响，谭嗣同受他的影响——谭嗣同非常崇拜他，毛主席受他的影响，他的思想程度整个是湖湘近代知识分子的方向盘和发动机。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湖湘人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来源于王船山。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人是曾国藩，一个人是毛泽东。其他几个人我都讲过。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是湖湘文化的实践者、成功者、弘扬者。以往的人对湖湘文化都只是在说，而他是在做，他是实践者。以往的人不知道事情能不能做成功，而他成功了，他以事实验证了湖湘文化优越性。他取得了“立功、立言、立德”三大成功。曾国藩代表一个政治集团、军事集团，所到之处皆能改造世界，那么大家就看到了湖湘文化的功力，所以说他是实践者、成功者、也是弘扬者。

我们的毛主席的成功也在于学习湖湘文化，学习曾国藩。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时候30几岁，已经是一个湖湘文化的学者。我查了一下，他在湖南待的14年，读的书都是湖湘文化的书，刚才我说的这些书他都读。他现在留了一本《讲堂录》，这本《讲堂录》上有他的读书笔记，正楷写的。毛泽东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第一就是他的哲学，他的矛盾论，和周敦颐的思想极为接近;他的实践论，就是王船山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也把马克思主义和湖湘文化结合起来，使湖湘文化在他手里变成现代化。原来全国都崇拜毛主席，咱们的习主席，现在大家都说他是举着毛主席的旗，走邓小平的路是吧?我们要向毛主席思想回归，毛主席的思想和湖湘文化有非常深厚的联系。

上次全国办一个武警将军班，全班50多个人全都是将军，我在岳麓书院专门给他们讲了毛泽东和湖湘文化。最后我用两分钟总结一下，湖湘文化到底是什么，湖湘文化有几个形态，其中一个是学术形态，叫湘学，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湘学的品格》。湘学是中华学术的一部分，但是它有它自己的特点：第一是追求大本大源，求本;第二是求实，它讲究实践，讲究实在，讲究实事求是;第三是求变，湘学一直追求变革，追求进步;第四是求容，它海纳百川，基本上是吸收别人的东西。湘学这样一些重要的品格，使它的思想里面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的儒学，又有自己的特点。

湘学最重要的特点：第一是义理，讲究义和理，讲究儒家文化的根本;第二个讲的是经世致用;第三个讲究人格气节和操守;第四个讲究民本。所以从形态上和内容上，湘学都是中华文化非常宝贵的一支。

从思想文化的形态上来讲，它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是心忧天下。湘人一直带着一种忧患意识，湖南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始终有一种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使湖南人的文化有一种忧伤的、奋发的精神在里面，所以叫心忧天下，这个心忧天下不是我说的，左宗棠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毛主席在新民学会把它改成“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湖湘文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追求真理、敢为人先。湖南人较真，不好糊弄，追求真理敢为人先，不断地追求变革，在近代历史上一直在别人之前，有创新的精神;第三个是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第四个湖南人追求人格完善，崇义理，重节操。从气质方面讲，有一种拼搏霸蛮精神，战争时期的铁血精神。湖湘文化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人家说咱们现在是走下政坛，走上歌坛是吧?咱们现在也不光是走上歌坛，咱们的三一重工，咱们的袁隆平，咱们的互联网+，咱们的文化产业，咱们的经济学……很多方面现在在全国都是叫得起的，我们正在转型。我们由原来的政治型，转向现在的科学型、教育型、经济型、文化型。所以咱们不光会唱歌，咱们还能干别的。但是我们的文化，这几十年有一些东西要总结。

我们的历史文化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是农耕文化，这种农耕文化的本性，在于它最根本的东西是重权力，农业文化重权力，原地循环，工业文化重金钱，重效益，重进取，所以这是一个弱点;第二，我们的文化相对来讲比较的内陆，农耕文化是内陆文化。我们的一批知识分子在哲学上也是比较开放的，但是我们始终重农轻商，我们始终有很强的小农意识。湖南人有“两民意识”，一个是农民意识，一个是市民意识，我们缺乏远大的目光，我们的企业家缺乏在全世界横行，远走高飞的一种精神;第三，我们是一种斗争文化。因为我们是战争地区，因为我们是少数民族地区，所以我们这里的人有独立性，有不服从的特点，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商业文化是一种竞争文化，不是一种斗争文化，竞争文化讲究双赢，斗争文化讲究一个人赢，另外一个人要搞死人家[z1] 。斗争文化是不择手段，竞争文化是按规矩出牌，斗争文化是破坏，竞争文化是进步和发展。所以湖南人要思考：怎么学会包容，学会竞争，怎么学会更科学、更法治。我们还要在工商业发展，逐步改造自己的文化。

今天用这么多时间向大家做一个汇报，很多地方可能不到位，谢谢大家的聆听。

(第十六期企业家国学践行研修班讲课录音，20160319，整理校稿注释：杨国艳、刘慧萍)

责编：朱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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