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湖南商学院文新学院院长、湖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了解一个人，尤其是名人，我首先想到的是通过网络进行查找。对于郑佳明先生，也不例外。我对他的认识，最早就是通过互联网上的文字、图片和视频。获得的关键信息是：北大才子、学者官员、电视剧策划人、电视栏目主持人、大学教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湘”字号的文化大餐一次次惊艳全国，他是重要的策划人与推手。

对于这样一位“高大上”的先生，想着都让人觉得紧张，应该不太容易亲近吧!后来，有机会现场聆听他几次课程，又荣幸地当面采访过他，才消除了内心原有的假想认知。他满头银发，厚眼镜片，温文尔雅，治学严谨，完全是大学老师的样子和感觉。

就是这位“老师”，用他的渊博学识、人格魅力和切身实践，在湖湘大地掀起一波波文化热潮。他对历史人文，特别是对湖湘文化及其精神的理解和解读，感染并引导着一大批人在提升文化素养的道路上不断攀升。

“我是在湖湘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67年来，郑佳明和他的家庭经历了从云南到北京、到大庆再到西藏，最后又回到湖南的人生变迁。

郑佳明的父亲是长沙人，抗战期间当兵到云南，在云南与他母亲，一个芷江姑娘相遇结婚。1953年，国务院组建专家工作局，从全国抽调司机，父亲从云南调到北京工作，那一年郑佳明四岁。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同年，党中央批准石油部调集数万职工和解放军转业官兵会战大庆，郑佳明的父亲就在其中，全家继续北迁黑龙江。随后几年，郑佳明在黑龙江读完了中学，一直到68年到黑龙江农村插队。五年后的1973年，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

1976年，国家号召大学生进藏。郑佳明写了支援西藏的申请书。1977年，北大毕业，他去西藏昌都任教。走之前，郑佳明回黑龙江和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而下一次团圆饭却是在8年以后。1980年，中央发布了新的西藏区域自治政策，1982年，郑佳明调回长沙工作。

“我们家第二个转折就是回湖南，父亲实际上叶落归根的思想非常重，他在东北待了二十年，就是想湖南。他是80年回来的，我是82年回来的。”郑佳明说，后来兄弟姐妹陆续回来，到了84、85年，一家人才能吃上一次团圆饭。

1987年，郑佳明考取了湖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先后担任过长沙市岳麓区区长、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社科联主席等职务，还为《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和《恰同学少年》等电视剧担任总监制和总策划。如今，在退休官员的身份之外，昔日的北大才子成了知名的文化学者。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原来并没有觉得自己受过多少湖湘文化的影响，但是后来回头去看，应该说这种影响还是很大的。”谈及自己的成长，郑佳明开始总结：一是受父亲母亲的影响。父亲是老长沙人，母亲是芷江人，两个都是地道的湖南人，浓郁的湖南口音一直在家中萦绕，直到后来变成南腔北调。他们的影响实际上是一种个性上的影响，湖南人那种霸蛮、吃苦、诚恳，这些好品质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连生活习惯都是这样，一辈子爱洗澡爱吃辣椒，哪怕在北方。其实家庭影响主要是气质方面、品质方面、性格方面的一些影响。第二个方面，影响我比较大的是毛泽东，我小时候读过一本书印象很深，李锐写的《毛泽东初期革命活动》，我后来指导拍摄《恰同学少年》，其中很多思想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青少年的毛泽东是湖湘文化熏陶出来的。第三个就是后来读书，读到近代的湖南人，影响很大。近代的湖南人特别是在国家危难、人民苦难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湖南人的奋不顾身救亡图存，大智大勇创造辉煌，湖南人固有的经世致用的态度，这些东西都对我影响很大。

“湖湘文化有精髓也有局限”

提起湖湘文化，郑佳明认为，它首先是一种学术形态，即湘学，求本、求实、求变、求容，使湘学既有吸收了儒家文化的精华，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从内容上讲，讲究义理，讲究经世致用，讲究人格气节和操守，讲究民本。

湖湘文化的精神，首先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这种精神自屈、贾以来，到两宋，然后到明清，一直到曾国藩、毛泽东，湖南学人、士子，包括湖南的百姓代代相传，已经成为湖南人血脉中的一种东西和精神上的一种力量。那么，“心忧天下”是谁说的呢?是左宗棠说的。他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毛泽东把它改为新民学会的宗旨，叫做“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这句话是谭嗣同说的。他说“敢为天下先”。后来就把它改为“敢为人先”。

“实事求是，趋时开放”是湖湘文化的另一种精神。“实事求是”虽然出于《汉书》，但是它写在岳麓书院，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到今天它也是我们的法宝。这个话是湖南人说出来的。“趋时”是谁讲的呢?是王船山，也是王船山的一大思想。所谓趋时，就是与时俱进，它讲的是趋时更化、趋时更新。开放的精神是湖南人的传统。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开洋务运动之先河。郭嵩焘、曾纪泽是一批早期的外交家。湖南人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的，但是近几十年，开放的速度、力度和广度不如沿海，所以落后下来了。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实事求是，趋时开放。”郑佳明说，这便是湖湘文化最核心的精神特征。然而，湖湘文化有很多好的精神内核，但说到底它毕竟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本身就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

“湖湘文化也存在三个局限性。”郑佳明说，第一，是农耕文化。今天讲湖南人会读书、会种田、会打仗，这三件事大概都是农耕文化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农耕文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上层的儒家文化，纲常义理，家长制、权本位;下层是小农意识，农耕文化的小农意识是什么?就是平均主义，比较保守、眼光比较短浅，这两个文化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向前走的一些包袱。

第二，是内陆文化。湖南的先人曾国藩、左宗棠搞洋务运动很厉害，而且湖南人的外交也很厉害，如曾纪泽。但更多是政治需要，不是本身与生俱来的工商业本身具有的那种开放。湖南与福建、广东的沿海开放有所不同，所以民间有强烈的内陆意识。

第三，是斗争性。说湖南人霸蛮也好、不怕死也好、一根筋也好，都是斗争文化。这在受到压迫的时候非常宝贵，但是当我们人民掌握政权的时候，斗争往往变成内耗。

对于这些湖湘文化的局限性，郑佳明说，就存在提升、转型和与时俱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当代湖湘人民付出更多的努力。

“研究湖湘文化不能忽视几个人”

现在湖湘文化比较“热”，特别是对曾国藩、毛泽东等人的研究非常热门。对于曾国藩，郑佳明说，他对湖湘文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是湖湘文化的实践者、成功者和弘扬者。以往的人对湖湘文化都只是在说，而曾国藩是在做，他是实践者。以往的人不知道事情能不能做成功，而他成功了，他以事实验证了湖湘文化的优越性，他取得了“立德、立功、立言”三大成功。曾国藩代表一个政治集团、军事集团，所到之处皆能改造世界，那么大家就看到了湖湘文化的功力。所以说他是实践者、成功者、也是弘扬者。

然而，研究湖湘文化，郑佳明认为，还有几个代表人物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个就是屈原。“对于湖湘文化，屈原永远都不可绕过。”郑佳明说，屈原对湖南的影响非常之大，而且是多方面的。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屈原研究》。他是个做扎实学问的人，他把屈原的诗里面提到的地名列成表，大部分是湖南，这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屈原在湖南呆的时间很长，去的地方很多，而且他把这些东西融入到他诗里面，赋予了生命和感情，在中国和世界流传。你说这个对湖南的贡献还不大吗?而且他对三湘四水的描写，对湘人湘情的描写，一直深入在我们的文化之中，影响到后来许许多多的人。可以说，屈原的影响有多大，就使湖南的影响有多大。

人们都说屈原爱国，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操。郑佳明却说，屈原不仅仅是爱国，他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悲天悯人，心忧天下。这个“心忧天下”比爱国要高很多大很多。天下有什么?苍生、社稷、黎民。他实际上还是伟大的自然主义者，他爱花爱草，“滋兰九畹、树蕙百亩”，爱这些花花草草、爱大自然。所以屈原这个人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他实际上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一个图腾，这个人了不起，他厚爱我们湖南，他除了诗里面写我们湖南，他把生命也献给了湖南，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和精神为湖湘文化打上了深深的底色。

周敦颐做了儒家文化的升级版，他和二程、朱熹对中华文明的后半期定了位。理学对中国农业文明的继续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定向、定位，定海神针的作用。虽然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与理学的保守性有关系，但正是理学武装的大一统王朝，多民族融合的大中华，迎来了西方文明的历史性东进，其他的文明，例如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都在西方的压力下分裂和肢解，而中华文明挺住了变局，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做了浴火重生的准备。伊斯兰和印度文明为西方殖民时期的分而治之付出了永久的代价。

王夫之是中华文明走向现代的开拓者。文明发展是有规律的，天道周星，否极泰来。明王朝的覆灭，催生了王船山的哲学。从理学到心学，主客观唯心主义在农耕时代征服了中国的士大夫，王朝的高度专制不让人关注现实，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的最高境界。中国文明走到了死胡同。王船山以孤愤之情，以亡国毁家之痛，让六经别开生面，中华文明开辟了唯物主义的曙光，提出了道随器变，趋时更化，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于行的思想。这些思想和他的崇高气节，酝酿了一百多年，终于在晚清大清面临危亡之际发酵，武装了三湘四水、洞庭之滨的湖南士大夫群体，陶澍、魏源、曾左彭胡，师夷长技挽救危亡，乃至后来湘人一跃进入晚清政治中枢，奏响了近现代湖南人担当天下振兴中华的交响乐章。

谭嗣同的思想地位非常高，我们没有很好的研究。过去研究他的“不怕死”的一面，但是关于他的“通”，也就是平等的思想，关注得还不多。谭嗣同这个人，实际上他的思想、才情、胆识、血性，他作为一个好的革命家，一个活跃的思想家，一个文学家，一个心地非常慈善的佛教信徒，一个音乐家，各种之全面，非常之美。除了勇敢，还非常之大美壮。所以，这个人是很值得湖南人、尤其是湖南的男孩子好好学习的。郑佳明坦言：“从个性上讲，我非常喜欢谭嗣同。”郑佳明认为魏源、郭嵩焘等等都值得深入研究。

还有几个人研究和宣传都不够

一个是黄兴。黄兴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武夫，他是有思想的人，他在革命中出现问题的时候，一直主张用法律解决，他有法的思想、有平等的思想，本身有商业的思想。“现在的湖湘文化要把它梳理出来，让青年人知道，我们湖南人不光会打仗，也会追求平等。”黄兴的精神境界极高，功成不必在我的无我境界，使他成为同盟会的灵魂，郑佳明说。

一个是蔡锷。蔡锷是中国现代军人的楷模，宋教仁遇刺之后，黄兴找到他希望他起兵反袁，他虽然具有强烈的革命思想，但他遵守宪法，恪守军人职守。拒绝了黄兴。但当袁世凯称帝，倒行逆施之际，他要为“四万万众人争人格”南天拔剑，兴兵讨袁。难能可贵的是，蔡锷不仅仅有情怀，而且有思想，他的很多思想至今仍有重要价值。

一个是宋教仁。过去老是表扬“打响第一枪”和武装斗争，但是宋教仁是为了实现法治而死，他是为中国宪法流血第一人，武昌起义之后他起草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后来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宪法的基础，宋教仁这个人值得我们今天去好好研究和学习。

郑佳明说，长沙岳麓山上长眠着几十位共和烈士，可能在全国也是最集中的共和烈士墓地。他在岳麓区当区长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去看望那些渐渐荒芜的坟冢，怀着崇敬和伤感的心情。他做电视剧《走向共和》也许就是这个时候起念。

(本文来源于《湖湘文化》，作者系孟文子，原标题《郑佳明：我与湖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