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田东江（左一）在全国两会上采访政协委员邓亚萍
田东江1978年初中毕业考入技工学校。1980年进入第一重型机器厂（现为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当工人。1985年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97年2月调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历任理论评论部主任、社委、专职编委，高级编辑，2023年7月退休。
从1997年2月调入，到2023年7月退休，我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工作了整整26年半。
其实我可以早来四年半。1985年到1992年，我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读书，获得了学士、硕士学位。彼时就业双向选择，自己找到接收单位，学校就派遣。而那个时候找工作比现在要容易得多，有能说上话的熟人就不用说了，专业好的如中文、外语甚至哲学，也是“卖方市场”。但如“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人类学等，却当别论。人类学现在有成为显学的态势，而当年我们不少同学都觉得被专业给坑了。我曾经兴致勃勃地找过南方日报。不过首先，不要说熟人，我在南方日报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其次，时任人事处处长坦诚地说，他不知道人类学是干什么的。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落脚在广东省政协机关，因为好写两笔，便时不时为报刊投些评论稿件，那个年代还是手写。最值得一提的是发表在《深圳商报》上的《讲“文化”的时代》，批评当时凡事皆言“文化”，把文化作为名词后缀的现象。那篇评论自己相当满意，待看到稿费相当于半个月工资时，更有些惊呆了，所以编辑自己的第一册时评精选集时，很自然地以之作为书名。四年半后，从省政协机关调进南方日报，过程更加曲折离奇，此是另话。然人事处处长仍为故人，待到一切手续办完，不免叙了下往事，他很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业26年半以来，自己参与并见证了南方日报评论版块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也带出了一支评论员队伍，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满意、非常欣慰的。个人则在客观上承载了若干“第一”，第一个专职评论员、第一个评论版编辑等。2003年全国两会召开时，我与报社另外6名记者组成报道团队奔赴北京，是为南方日报评论员首次抵达新闻现场。
一、南方评论高地
在工作方面，最感到自豪的是南方日报评论赢得了中共广东省委“南方评论高地”的定位。那是2016年初，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报告在总结前一年宣传思想工作成绩时所明确的。
我刚调进之时，单位还叫南方日报社，南方日报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后来的产物。南方日报没有评论版，部门也叫作“理论部”。评论方面，只有两个栏目和不定期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记得自己撰写的第一篇社论是《携手迈向新纪元——热烈祝贺香港回归祖国》，1997年4月动笔，6月28日即香港回归前3天刊发。两个评论栏目一个固定在周日、一个机动，一个月也发不了两三篇。南方日报评论成规模地出现，始于新世纪的第一次改版，即2002年8月，“评论”二字也从此嵌进了部门名称中。那次改版也是全国地方党报的创新之举、率先之举。在评论方面，每天头版显著位置出一条，每周出一个整版。此后进行的若干次改版，大抵都涉及评论：比重不断增大，版位不断前移，直至2019年固定为每周出四个整版，加上两个理论版，覆盖了周一到周六。我自2005年起，全面负责部门工作。
“南方评论高地”之高，私意度之，高在“南方宏论”上。
记得接近2004年底的时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要求，南方日报在明年新年伊始和春节上班之后，在头版头条各发一篇体量较大的评论，深刻阐述全省2023年的工作重点，把道理讲透，把劲头鼓足。记忆较深的有《继续当好排头兵》《论“转轨”》等，篇幅接近一个整版，头版刊发1/3左右转二版。这种规模的评论不多，但题材重大，关键节点抓得准，这是“南方宏论”的雏形。
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明确“南方评论高地”的前一年，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闭幕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全会的精神相继推出了两篇两个整版（不转版）各万字的评论文章：《论“五大发展理念”》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也正式挂出了“南方宏论”的栏名。这在南方日报历史上属于开先河之举。甫一亮相，石破天惊，极大地提升了南方日报在全国的影响力和震撼力。2015年7月人民日报社主办了首届党报评论融合发展论坛，第二届即由南方日报与人民日报联合主办。
2021年发表的《砥柱人间是此峰》，更摘取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牢牢巩固了“南方评论高地”。
二、评论不是“配”的
专职从事评论不久，我就开始厌恶一种口头禅：配评论。
评论的影响力度是衡量报纸品位的重要标尺之一，以至于有“评论是报纸的灵魂”的说法。一代报人张季鸾先生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而具有灵魂功能的评论，去“配”谁呢？
前些年南方日报每年年底都要搞业务研讨会，部门负责人以及提交论文的编辑记者参加。某年我的发言题目就是《评论不是“配”的》，不讳言听到这种说法，便“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今后谁要是当我面说“配评论”，我纵然不会像战国时的赵太后那样，“有复言者，老妇必唾其面”，但心里难免产生“敌意”。当即引来大家的笑声。而时隔不久的一次采前会上，有个部门说策划了个什么专题，希望理论评论部能配个评论，主持采前会的陈广腾副总编辑当即笑了：“东江就在这里，你还敢说配评论。”又引来一片善意的笑声。在我退休之际，好几个部门领导都还提起，对我那次的发言印象太深了。
我当然不是单纯地就说法做文章，所要表达的是，如果对党报评论有“配”的意识，党报评论沦为“配”的角色，那就不要指望它有大作为，充其量就是制造声势而已。纵览史上留名的评论，没有“配”出来的。就说我们自己，奠定“南方评论高地”的诸多“南方宏论”，哪一篇是“配”出来的？
三、时评之外的故事
从业26年间，自己始终做到了读书不辍、笔耕不辍。至少有20年时间，每年发表的文字都在35万字上下。2008年结集出版了《讲“文化”的时代——潮白新闻时评精选》，到2021年出版《悟悦心自足——潮白新闻时评精选之八》，共出了8集，每集30万字。所谓精选，就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字。其中不少，还有文字之外的故事。
如《还是“缺乏监督”？》，是1997年5月我入职不久写的一篇不到500字的时评。由广东一个地级市银行支行行长落马，得出的教训仍然是“缺乏监督”而引发，核心观点是：如果头上“品”位不低的主，赋权过重，别人碰不得，似也说得过去，但这“不入流”的科级干部把数以亿元计的贷款随便贷出，却也是缺乏监督，实在说不过去。认为这些年“缺乏监督”成了公式，可以套用所有权力部门人物的落马，但是不断总结出相同的教训是可悲的，它只能说明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省委组织部时任副部长在一次会议上推荐大家阅读，我是在那个会议的新闻报道稿件中看到的，很感振奋。
如《散滥书籍也该整顿》，发表于2003年10月，就当时整顿散乱报刊而想到书架上那么多行业部门“发”的各种书籍，问答、读本、汇编之类，认为多数是多余的，属于散滥书籍，所以能够印制并发行，是行业部门权力作祟的产物，也该动真格整顿了。该文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认可：“这篇时评提出的问题，存在于党政军某些职能部门，有的甚至很突出。不论是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还是节约印刷、出版资源，刹一刹散滥书籍的歪风都是十分必要的。”
还有两篇，自认为在全国范围内也许“独一无二”。
一篇是《从钢包“意外滑落”得出什么教训》。2007年4月，辽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厂的钢包“意外滑落”，导致32人死亡、6人重伤。死伤者当时正在交接班室开班组会。当天看到这则新闻，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即便“意外滑落”致钢水冲进屋子，但钢包经过的沿线这时根本不该有人的呀。这个“意外”一定是由并不意外的前提埋下的祸根导致，当即分析了三点原因。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后来通报的原因共四点，我那三点完全在内。
另一篇是《鞍钢事故报道的两处“硬伤”》。2012年2月，鞍钢铸钢厂铸造车间发生喷爆事故，酿成13人遇难、17人受伤的惨剧。有关新闻稿虽不足300字，但我指出其存在两处硬伤：一曰“铸造企业是高危行业”；二曰“鞍钢采用的地坑式车间属于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我之澄清以上两点的目的，在于发生这样的恶性生产事故，一定要找到真正的原因，不要让行业本身和生产方式无辜受到牵连。
我之所以认为这两篇文字“独一无二”，与自身的经历相关。读本科之前，我在黑龙江省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工作过5年，加上在该厂读了两年技工学校，总共7年，而且我本身读的就是铸造专业，熟悉钢包浇铸前的操作规范，也熟悉铸造工艺。那么多年的摸爬滚打，使我一旦看到工厂安全生产方面的新闻，会本能地调动出从前的画面，从专业视角分析问题，而不是泛泛地批评或谴责一下了事。所以，我在主持理论评论部工作时，对新进人员有严格的专业要求，要学政治学的、学经济学的、学法律的、学国际关系的，尽可能使评论员所学专业门类齐全，唯此在评论新闻事件时才能发出相应的专业声音。
必须提到的是，报社领导撑腰也使我能够底气十足。略举两事。其一，某次批评本省高速公路做法的文字招致主管部门的不满，主要领导把我叫去看了他们的来函，然后说：“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件事，他们说了什么。你们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其二，某次批评广州市的一个大型文化项目，时任主管领导一早打电话给报社主要领导，非常生气。但是，主要领导告诉我：“我仔细看了你的文章，没有任何问题。”
2023年，田东江在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齐齐哈尔）采访
四、做一名学者型的新闻工作者
新闻职业生涯中，在撰写海量社论、评论员文章、时评等本职工作之外，我还开发了“报人读史札记”与“潮白观影记”两个系列副产品，一个是自己读史书的心得，已出版17集（其中4集为修订版），还差两集“结题”；一个是看电影的感悟，已出版5集，第6集在校对中，计划出10集。
本文作者田东江已出版的30册作品
这两个系列作品的共同特点是，由新闻起兴，举凡司空见惯、貌似做不出文章的“零零碎碎”都可以成为切入点，然后，前者运用史料、后者运用各国电影素材即人类学的民族志材料去深读之，升华出相应的内涵。
从业未几，我就给自己立了目标：做一名学者型的新闻工作者。这不可能凭空产生，读万卷书是前提、是基础。我生性喜欢历史，就从《左传》《战国策》《资治通鉴》等读起，渐渐延展到二十四史、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学术笔记丛刊、新编诸子集成、《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平广记》《清稗类钞》《全元戏曲》等。我写过一篇关于读“三色书”的文章，那是对中华书局出版古籍的一个形象划分，主要依据封面或书脊的颜色：绿、黄和白。通读的同时做笔记，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有了落笔的冲动；落笔之时，“六经皆我注脚”。自1998年1月发表第一篇“报人读史札记”起，至今也没有中断，始而半月一篇，进而每周一篇。
“潮白观影记”系列则比较意外。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系统地观看各国电影，VCD及其后DVD的问世提供了可能，每个月最少看20部，迄今所看数量，不会少于8000部。我比较喜欢看电影，而且觉得可以作为工作、学习之余的调剂。看得多了，忽然有一天产生了“文化比较”的想法，这是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的一个重心。每一部电影不是都相当于主创者提供的一部民族志资料吗？出自不同国家的题材相近的电影，不是为文化比较提供了可能吗？我们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有共性的，在别的国家也同样发生或已经发生，如空巢家庭、校园暴力、啃老族、电信诈骗等；不同国家的职业或行业，也同样具有可比性，如邮递员、灯塔守望者、养蜂人、的士司机等。只要看过的电影亦即“占有”的数量足够多，足令我们能游刃有余地徜徉于光影与现实之间。
我的职业生涯虽然变换了3个单位，但以在南方报业工作的时间最长，收获也最大。自2006年迄今，“潮白新闻时评精选”“报人读史札记”和“潮白观影记”三个系列累计出版了30册，待到达成自己的出版计划，总字数将达700万。在荣誉方面，建党95周年时获得了“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全省总共100人，我是新闻界的唯一；此外，有广东新闻奖个人最高奖金枪奖、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领军人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
退休前夕，我在《品读》上发了一篇《劝君需惜少年时》的文字，以切身经历叮嘱年轻人，白驹过隙，逝水流年，人要能驾驭时间而不是被时间所支配。要趁着年轻多读书、多钻研，要像鹓雏一样志向高洁，像獬豸一样是非分明。如今该要告诫自己了，其实曹操的话就可以马上拿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本文刊登于《中国记者》2023年第12期
原标题|《人要能驾驭时间，而不是被时间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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