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就位于这变局的局眼。除了中美关系恶化和逆全球化的因素外，变局最大的冲击还来自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

目前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快速兴起之中，人类社会再次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期。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是两大颠覆性领域，对整个经济和社会将产生革命性、全面性的改变。如谷歌最新人工智能AlphaFold根据基因序列成功地预测了生命基本分子——蛋白质的三维结构。谷歌宣称上帝的密码防线正在崩溃。更具威力的是量子计算。目前量子计算机样机已分别由中科院和IBM研发出来。理论上讲，由于量子计算原理和目前的数字计算原理有本质不同，一旦量子计算实现突破，会呈现出成万亿倍于当前的算力。这种质的变化会彻底颠覆现有计算的概念和能力。由此将产生一系列基本变化，其中有很多我们今天尚无法预见。

对中国来说，未来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在过去三次产业革命里都没中国的份儿。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是中国第一次在兴起的阶段就参与的产业革命。

改革开放以后，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我国科学家的才华和活力得到空前释放，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科技创新能力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目前我国研发人员的总量居世界首位，研发经费规模和强度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许多大国利器令国人为之骄傲，如蛟龙号潜入万米深海，嫦娥登月采壤，祝融号登陆火星，天河空间站的建成。党中央期望我们的科学家和企业家成为科学规律的第一发现者、技术发明的第一创造者、创新产业的第一开拓者、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

面对着历史机遇，我们每个人都责无旁贷。但是参与需要一系列的条件，有些条件是前提条件。在我看来，有以下几点最重要。

一、有好的市场制度

创新需要制度引导和保护。没有好的市场制度就不会有创新成果。市场制度为发明家、企业家提供了巨大的激励机制，这是产业革命的基础。激励机制核心内容就是知识产权保护，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激励机制就难以为继。

二、有政策指导和扶助

政策指导主要是创新方向的引导。两年前，《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列举了中国被卡脖子的35项关键技术，其中最关键的有高端仪器、高端轴承、工业机器人、光刻胶、光刻机（EUV）和工业软件（EDA、CAE）等6项。这35项关键技术就是35条产业链。它们及其它引领社会转型的科技给无数企业指出了发展方向和机遇。要加大在这些方面政策激励和宣传。

扶助一是指资金扶助。目前企业研发投入90%以上投在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上，很少投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除了继续加大国家投入外，建议从政策层面直接鼓励企业投入前沿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并用较灵活的资助方式激发创新活力。二是指建立或完善促进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探索利用技术市场和资本市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新途径和新方式，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的相继设立就是这个体系构建的初步成果。

三、转变思维

这主要指“资本家”的思维。在过去的四十多年，我国共有四次造富机会。第一次是体制改革，第二次是加入WTO，第三次是房地产，第四次是互联网。这四次都充分体现了资本以稀为贵的特点。今天必须要改变这个认识，未来真正稀缺的将是科技创新成果。科技与资本之间要重新估值。科技的本质是知识和脑力的高度聚合，能够从事高科技创新的都是天才，这意味着人力资本也是生产资本（过去仅是生产成本）。不要再去政府找关系傍权力了，去拥抱科学家或那些有发明的人并与他们交朋友吧！把科技发明人和科技企业管理团队奉为上宾。创新人才是一座座潜在的大小金矿。当然由于创新人才，特别是科学家的天性，双方交朋友并非是件易事。

四、企业家科学化

企业家是企业的舵手。企业家要尽可能扩大和增强自己的科技素养以期与未来的事业要求相匹配，即使自己做不到也要聘用一个具有科技素养的团队与科学家合作。

五、科学家要企业家化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成本经济。如何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不仅是企业家的责任也是科学家的责任。科学家必须具备企业家的思维和基本素养才能尽快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产品。

六、基于以上五点的组织变革，即企业科学化

我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强大研究实力的企业太少。企业科学化是企业决胜未来的高地。首先大幅提高企业投资项目的科技含量，其次以云端计算为基础全面升级经营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其三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产业革命最重要的意义是引导社会发展，其突出体现在社会利益格局的改变上。合伙人制度将取代劳动雇佣制。企业如果不在组织架构和利益分配上进行彻底变革将会被淘汰。柳传志曾用瞎子背瘸子比喻联想发展道路上的内外部互补关系，生动形象。科学家与企业家也只有紧密结合才能看得远行得稳，通过组织变革产生1+1大于2的功效。互补是我们企业家和科学家必修课。

总之，应对百年之变局，我们要有新思维。科学创新是与天斗,企业运营是与人斗。当年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总结华西村成功经验时指出华西村的成功主要靠“吃透市场，吃透政策”。在那个时代，常常是政策引导着方向。吃透了政策也就找到了方向。今天则经常是政策在后面追方向。不了解方向也就无法知晓政策。未来的挑战将远比今天要大得多，我们今后不仅要吃透市场和政策，更要吃透方向。正是吃透“十四五”，才能敲金鼓；科企相转化，共跳丰收舞。

编辑：龚建光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共工日报社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