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革新，网络社区、自媒体平台等已成为人们表达自我的重要场域。当民族志的研究范式向虚拟空间延伸，“网络民族志”应运而生。网络民族志在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因方法界定、伦理规范等问题面临争议，甚至有学者开始质疑网络民族志作为一种独立方法的合理性。在数智化浪潮下，网络民族志何以可能，学者又当如何观察和书写网络民族志？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长期“浸染”仍是研究基石

网络民族志又被称为互联网民族志、赛博民族志、虚拟民族志等，是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虚拟社区和文化的一种在线研究方法，致力于通过田野调查理解互联网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在互联网时代，人际沟通已突破面对面交流的局限，使用媒介为纽带展开非面对面的互动，观察场域亦演变为超越地理边界的虚拟空间。这种时代变革使得网络民族志研究成为解析数字文明的重要切口。但并非所有通过网络进行的研究都是网络民族志研究。

“长期的田野调查是网络民族志得以存在和构建知识的基石。”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卜玉梅表示，就网络民族志研究而言，研究者并非偶尔登录几次虚拟社区或短暂停留其中以收集资料，甚或仅仅下载资料进行文本、内容分析；而是需要持久地“浸染”于虚拟社区，观察社区成员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情绪和情感等，且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切实的、积极的参与，如参与对话或亲自体验，这样的田野工作持续半年甚至一年以上，以此为基础铸就细致入微的、立体的、深入的民族志，方可称之为网络民族志研究。

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孙信茹看来，网络民族志和传统民族志一样，同样都是强调“方位感”的研究。“网络民族志”并非一种全新研究方法，只是传统民族志在数字时代的延续或发展。因此，网络民族志的基本方法论和传统民族志并无二致，但研究所面对的场景以及观察的事件过程则发生了变化。这就提醒研究者需要在研究中尊重不同的空间逻辑。与传统的民族志研究者会经历入场、在场、离场的过程不同，在网络情境中，研究者会“随时随地”到访“田野”，也可能成为“深度参与者”。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将网络民族志的研究视野从网络社区拓展至微信、抖音等平台。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青年学者宓淑贤尝试开展“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研究。有学者认为“抖音”平台的一些内容剧本痕迹过重，质疑该平台是否具备书写微生活民族志的价值。对此，宓淑贤表示，虽然抖音视频一些内容有表演性、受平台算法机制影响，但热点议题仍能反映某个阶段的社会现实问题及背后的价值倾向。研究者在研究议题的网络文本之外，结合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补充研究，在互相比对、识别中，兼得传统研究方法和网络民族志的优势，以实践“民族志”的核心要求。

直面技术文明变革的学术应答

“总体而言，学术界在网络民族志研究领域已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即这是一个不可轻视的新的研究领域，其产生既是信息技术发展驱动社会生活向数字化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学术界直面技术文明变革的学术应答。”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说。

据了解，目前国内亚文化、族群研究、流动人口、教育学、传媒研究和虚拟现实等领域，都已产生了采用网络民族志进行研究的成果。但学术界对网络民族志的研究仍存在争议，争议涉及研究田野的界定、线下拓展的必要性和研究伦理等问题，甚至有一些声音在质疑网络民族志作为一种独立方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德寰、博士生洪馨仪在2025年5月于网络首发的《“网络民族志”是一种方法吗？综述、反思及重新定位》一文中列举了关于“网络民族志”的几大误区，并提出网络民族志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方法，更像是各种成熟方法的结合。如果在研究中盲目使用网络民族志，很有可能陷入“新瓶装旧酒”、执行不严谨等误区。文章呼吁在使用一种新方法之前，深入考量方法的源流，反思其必要性及相关影响。

“网络民族志是一个新现象，但并非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存在。”赵旭东表示，民族志是一种系统描述并诠释特定人群生活的研究范式，而网络民族志则是在数字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将传统民族志方法应用于网络世界，针对网络社群等开展的研究。它的访谈、观察、分析是发生在网络世界之中的，研究目的是要理解在网络中生活的人们自我表达的意义所在。这显然不是“舍旧逐新”，而是真正的“借旧逐新”，或者说是一种后现代世界的“新旧并存，互为彼此”。

谈及网络民族志是否需要拓展到线下，卜玉梅认为，一方面，鉴于人们线上、线下生活和行动的相互嵌入与互构，对于部分研究议题来说，结合线下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总体的社会现实。但这并不总是必要的，而是取决于研究的需要。研究者应基于研究主题和目标来确定是否需要拓展到线下。如果拓展到线下，则可将其作为虚拟环境研究的验证或补充。

书写数智时代的网络民族志

在数智时代，网络民族志如何与AI技术、大数据分析结合？宓淑贤表示，AI技术与大数据分析可对网络民族志中文本数据进行挖掘、预处理、编码、基础分析等辅助工作，实现对海量数据的科学处理。未来，相关研究面临着融入定量分析和实现跨学科合作的方法论革新。需要注意的是，线上数据具有时间的确定性，而人的生活是流动的、过程性的。在使用网络民族志方法时，研究者需要明确自己的研究议题在何种层面。要谨记研究对象无法脱离社会情境而存在，其行动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

赵旭东表示，数智时代是网络媒介主导的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维度都在发生数字化转型。基于此，田野工作需关注这一文化转型维度，考察人们在日常实践中参与到数字媒介生产、消费与再生产的过程，并分析网络空间中的各类线索，透过表层现象挖掘深层文化图式、行为动机及无意识冲动等对线索表达的影响，进而探寻隐藏于其后的隐性逻辑。如通过剖析“三不主义”（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的网络短视频，分析其与青年生活压力、社会内卷、劳动价值觉醒等议题之间的关联。他提出，在数智时代，网络民族志观察的本质是基于网络呈现的认知与解读，网络民族志的书写需依托“线索民族志”实现文化转型层面的创新，围绕研究者在民族志研究中关注的核心问题建构材料体系，进而揭示当下社会不同年龄、性别、民族群体面对生活、建构生活的多元方式。

谈及如何书写数智时代的网络民族志，孙信茹列举了几个方法及视角。一是将数码空间视作可描绘的场景。在网络里，对平台逻辑进行把握和描绘，并对线上线下田野进行全方位呈现与浸入。二是描述研究者如何“卷入”的过程。通过对研究者本人的身份、位置、介入的方式进行交代，研究者可以明晰自我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从而在双方的互动中去理解搜集而来的访谈材料，进而完成特定情境下的知识构建。三是线上线下相结合，在动态中理解文化实践。关注研究对象在网络空间独特实践的同时，研究者也需要拓展线下观察，通过与研究对象在现实生活中的互动去理解其在网络空间中的文化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查建国、陈炼参与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