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工新聞網·GNN電（冷佳奇）去年十一月末，三亞的天氣還帶著夏末的溫吞。那天中午，我在中交一航局項目部食堂第一次見到羅文。他端著餐盤，有些拘謹地站在取餐隊伍末尾，藍色的中交藍工裝襯得他皮膚更顯黝黑——那是雲南高原的陽光打底，又經青海風沙打磨過的顏色。紅色安全帽夾在腋下，他正四處張望，顯得有些局促。

“新來的？”我聽其他同事搭話。“嗯，測量員羅文，昨天剛到。”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整齊的白牙，語氣裏帶著雲南人特有的溫和。

後來我才從同事口中得知，羅文是從青海的項目上調過來的。而他從青海到三亞這段路，走得有點“曲折”——不是因為交通不便，而是因為他恐高，不敢坐飛機。兩千多公裏的路，他選擇了火車，一路從青藏高原輾轉到南海之濱。“真的假的？現在還有人怕坐飛機怕成這樣？”有人表示不解。羅文聽了，只是不好意思地撓撓頭，沒有辯解。

在項目部待了一段時間後，我發現羅文這人有點“分裂”——生活裏靦腆話少，到了工地上卻像換了個人。三亞深海科考碼頭的測量工作並不輕松。控制點布設、高程引測、模板驗收、沉降觀測……羅文每天扛著全站儀、水准儀在工地上穿梭，藍色的工裝常常沾滿泥漿和水泥漬。最讓我意外的是，這個連坐飛機都怕的人，竟然要頻繁爬上高大的沉箱進行測量。

第一次見他爬沉箱，我站在下面都替他捏把汗。那是個五米多高的沉箱，需要他在頂部放樣測點。羅文扶著爬梯，猶豫了幾秒，然後深吸一口氣，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一半時他停了一下，我能看見他的手在微微發抖。“要不換個人上去？”底下有人喊。他搖了搖頭，咬了咬牙，繼續往上。到了沉箱頂部，他蹲下來，開始專注地架設棱鏡、讀取數據，剛才的緊張感像是被他收進了某個盒子裏，暫時關了起來。下來之後，他的後背濕了一大片。

我問他：“羅哥，真不害怕？”他擦了擦額頭的汗，笑了笑：“怕啊，怎麼不怕。腿到現在還有點軟呢。”“那還硬上？”他認真地想了想，說：“這些活兒總得有人幹。我是測量員，該我放的點、該我測的標高，我不能因為怕就不去。試試唄，總不能一直怕下去。”他說得輕描淡寫，但我注意到，從那以後，他爬沉箱的速度越來越快，停頓的時間越來越短。他並沒有克服恐高——他說過，站在三樓往下看依然腿軟——但他找到了一種和恐懼共處的方式：該做的事，咬著牙也要做完。

真正讓項目部所有人對羅文刮目相看的，是上周的事。項目部要做一個宣傳視頻，需要拍攝一組全體人員喊口號的鏡頭。口號是：“我們在南海遠洋踏浪耕波，向黨組織報到！”——十二個字，要喊出氣勢，喊出精氣神。攝影師扛著設備站在前方，需要一個人站在隊伍最前面領喊。我在工作群裏問了一句：“明天拍視頻，誰能來領喊？”群裏安靜了好一會兒。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這個活兒看著簡單，可真要站到最前面、對著鏡頭扯開嗓子喊，多少有點難為情。“我來。”消息是羅文發的，就兩個字。群裏頓時熱鬧起來。“羅哥可以啊！”“羅文好樣的！”“明天看你的了！”後來有人開玩笑問他：“羅文，你不怕上鏡啊？”他語氣認真又帶著點憨：“喊口號又不爬高，站地上就能幹的事，我怕啥？該上的時候就上唄。”

第二天拍攝，羅文站在隊伍最前面，藍色的中交藍工裝熨得妥帖，紅色安全帽端端正正地戴著。攝影師喊“准備”，他深吸一口氣，攥緊了拳頭。“三、二、一——”“我們在南海遠洋踏浪耕波，向黨組織報到！”羅文的聲音洪亮有力，像一聲號角，帶動身後十幾個人齊聲高喊。那聲音在海平面上空回蕩，和海浪聲混在一起，被海風送向遠處。拍攝結束後，大家鼓掌叫好。羅文站在人群裏，黝黑的臉上露出有些不好意思的笑容，好像剛才那個氣勢如虹的人不是他。

晚上吃完飯，大家站在項目部大門口站著聊天。“佳奇，”他轉頭隨口問我，“你今天那個報告寫完了沒？”“寫完了，羅哥。”我笑了笑。我問他：“從青海到三亞，離家越來越遠，後悔過嗎？”他認真地想了想：“說沒想過家是假的。雲南這會兒天氣應該也挺舒服的。但你看這個碼頭——”他朝窗外努了努嘴，窗外是燈火通明的施工現場，“等建好了，科考船從這裏出發，去深海做研究，那裏面也有我一份力。想到這個，就覺得值。”

我突然覺得，羅文這個人，說不上有什麼驚天動地的事跡。他皮膚黝黑，說話帶著雲南口音，在人群裏可能並不起眼。但他身上有一種很可貴的東西——面對恐懼時的堅韌，面對任務時的擔當。一個恐高的人，為了工作，一米一米地爬上高大的沉箱進行測量；一個平時話不多的人，在集體需要的時候，毫不猶豫地站出來領喊。這些事不大，但足夠真實，足夠動人。

碼頭上，海風一直在吹。深海科考碼頭的輪廓在燈光下一天天清晰起來。而羅文的故事，還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