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明确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二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初步区分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并由此出发阐述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第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经历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变，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也随之先降后升；第四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主体性意识觉醒，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确立了以中国革命为中心的新理念；第五个阶段，中国革命的影响力有了显著的提升，中国革命经验对当时乃至今天的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透过这段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开始推动中国与世界形成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关键词
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作者简介
周家彬，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政党理论北京研究基地研究员。文章来源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5期，参考文献从略。
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日益深切，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愈发深远。当学术界论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往往着眼于现实问题，从理论、政策和实践等角度阐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相比之下，从历史维度入手探析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且集中于国际关系史这一领域。从中共党史领域入手尤其是聚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实际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些探索在当时集中体现为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认识。本文所说的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1]，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形成的世界范围的主要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等共同构成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的来看，相关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勾勒出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轮廓，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范式、分析框架和文献基础。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目前学术界在论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时，往往强调世界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鲜有人关注中国革命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并且，学者多以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为载体，探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组织史和实践史，从思想史和理论史角度探析中共如何认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研究较为缺乏。基于此，本文拟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探索历程，探究中国共产党如何从最初偏重于强调世界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发展为认识到中国革命也可以为世界革命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提供有益的经验、思想甚至理论，随后又发展为将中国革命视为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模范，以中国革命为参照探索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普遍规律，力图对世界革命产生广泛影响的历史过程。
一、明确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起步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世界革命的潮流已经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世界革命中，中国革命应该如何定位，中共党内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人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应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的人则认为中国还没有过渡到资本主义，应该进行民主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直接运用于认识中国革命。这就使得他们普遍把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要求在中国直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如，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中提出，“中国的工业虽不如欧美、日本那样发达，却是在这产业革命的时期内”[2]。李达这里说的“产业革命的时期”，既是从生产力层面说明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近代工业，也是从生产关系层面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认为，中国与欧美“只有产业发达的先后不同，和发达的程度不同”[3]。与后来中国共产党人从经济成分和各阶级的关系判定我国社会性质不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从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作出判断。在李达等人的认识中，虽然国内的现代产业规模较小，产业工人也不多，但由于中国已经被吸纳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并受国际资本的操控，中国整体上是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的。他认为，中国的阶级矛盾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这种矛盾“在表面似乎与欧美日本不同，在实际上却无有不同的”[4]。中国阶级斗争的方式是参照欧美无产阶级直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李达的观点在早期共产主义者中很有代表性。1920年11月，上海早期党组织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该宣言认为当时各国都在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之下，“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我们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这些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5]。在此基础上，该宣言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均应采取和俄国革命一样的斗争方式。实际上，中共一大也是在假定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占统治地位这个前提下，才直接把资产阶级视为革命对象，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6]。
从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基本假设出发，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很自然地把中国革命看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产生了国际联合的思想。中共一大明确提出“联合第三国际”[7]，但这与共产国际设想的中国革命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加入世界革命，还有所不同。直到中共二大召开，中国共产党人才明晰了中国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认识还不够成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把中国看作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这个观念还普遍存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例如，1918年5月，俄国共产党（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载的《告全体革命的中国社会主义者》一文，就指出中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8]。又比如，1920年在共产国际二大上，罗易作了题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以下简称《补充提纲》）的报告。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以下简称《初稿》）与罗易的《补充提纲》一起，共同构成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纲领。罗易在《补充提纲》中把中国描述为“政治上被压迫而且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9]。列宁在《初稿》中提出的“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10]与罗易在《补充提纲》中提出的“政治上被压迫而且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成为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两种最初分类方式。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内较早提出与《补充提纲》不同的认识。1921年6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张太雷在会上提出，进入近代后，中国逐步被吸纳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没能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强调，“在中国，除了主要集中在大港埠的少数工厂外，所谓的现代工业企业寥寥无几。中国无疑还处在经济发展的原始阶段。”在政治状况方面，张太雷认为，统治中国的有两股力量，即帝国主义和“专制统治者”[11]。他虽然没能明确使用“封建主义”或“封建势力”等概念，但他说的“专制统治者”其实就是封建主义势力。他还认识到这些专制势力背后是帝国主义的收买操控。在文化状况方面，张太雷提出，“中国社会已经越出狭隘封建农奴制关系的范围，但是，它在摆脱这种状况的同时却不能接近资产阶级文化”[12]。以中国革命为基础，张太雷还对共产国际二大形成的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提出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三分法”，即“已经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刚刚参加国际性贸易（按其形式来说，尚为初步的）的国家”和“目前还完全不依附于帝国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关系的即尚未开化的国家”[13]。其中，“已经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大致对应共产国际二大提出的“政治上被压迫而且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刚刚参加国际性贸易（按其形式来说，尚为初步的）的国家”主要是中国这一类国家，“目前还完全不依附于帝国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关系的即尚未开化的国家”大致对应列宁在《初稿》中提出的“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14]。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初步阐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阐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确中国革命不是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角色，而是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角色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共一大到中共二大的认识转变中，张太雷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1921年6月，张太雷就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初步提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比中共一大召开还要早一个月左右。随后，张太雷又参与筹备远东大会，相关观点通过这次会议影响了中共二大。他还借助领导和推动青年团修订革命纲领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通过与陈独秀的直接沟通，推动了中共相关认识的转变①。
1922年11月至12月，共产国际四大召开。罗易在会上放弃了共产国际二大形成的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两分法”，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三分法”。他表示，“东方国家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不仅从大的资本中心输入的资本发展了工业，而且本国的资本主义也已经发展起来”；“第二类是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开始，但还处在低水平阶段上，封建主义仍然是社会主要支柱的国家”；第三类国家，“在那里原始关系还占统治地位，社会制度还是封建的宗法制”[15]。会议通过的《东方问题指导原则》确认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多样性，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正处在从封建关系和封建宗法关系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不同阶段。
从上述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推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形成双向互动关系，但包括张太雷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起初未能自觉认识到自己能够推动共产国际理论的发展。因此，虽然张太雷客观上提出了新的观点，但他却认为这是“以新的论证来加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所作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结论”[16]。
二、在初步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基础上阐述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雏形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有了更丰富的理解：一方面，认识到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革命才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认识到中国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先锋，在世界革命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虽然中共二大已经明确了中国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仍有许多理论问题有待解决。例如，中国革命如何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以及中国革命怎样支持和参与世界革命等问题。
关于中国革命如何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以及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共党内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潮流从资产阶级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但很少有人能够将世界革命的转向与中国革命加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二者联系起来。例如，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一文中，把十月革命前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看作一个连续的整体，未能区分十月革命前后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尤其是他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分析中，把“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看作一个整体，认为“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都属于民族民主革命，或者说“国民革命”，把中国的国民革命的起点定在19世纪90年代[17]。显然，此时的蔡和森还没有系统阐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当时党内很多人与他的观点相似。
关于中国革命怎样支持和参与世界革命，中共二大之后，陈独秀等人提出通过开展“国民革命”。对此，中共党内有高度的共识，但具体到如何开展国民革命，尤其是中国革命应该如何处理民族解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中共党内存在较大的分歧。1923年6月，中共三大会议期间，与会者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马林要求中国革命以民族革命为中心，弱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强调“这种革命斗争在目前时期将主要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18]，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全体加入国民党。陈独秀支持马林的观点。他们的观点还得到了一部分中央委员的拥护，有中央委员表示，“劳动运动吗？这一名词根本不能成立，现时只有一个国民运动”[19]。瞿秋白则重视阶级斗争，提出以无产阶级改造国民党，防止资产阶级控制革命[20]。最后，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原本是由瞿秋白负责起草，但陈独秀对草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删去了许多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内容[21]。
实际上，中国革命如何以及何时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与中国革命怎样支持和参与世界革命，这些问题是高度关联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没能把握住新旧两种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没有理清中国革命如何以及何时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导致其在处理民族解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时忽视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无法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如何参与世界革命。另一方面，区分新旧两种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关键要素是革命领导者和革命前途。对无产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忽视，制约了陈独秀等人对新旧两种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使其无法准确把握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内在联系。
1923年马林离开中国，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华接替马林。维经斯基1924年来华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很快就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首次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
在阐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上，中共党内开始尝试以五四运动为界，对这一运动前后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区分。例如，1925年2月，瞿秋白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中，尝试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划分中国革命。瞿秋白提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渐渐的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民族革命运动中便得着了一支生力军——革命的无产阶级，真正能做革命的先锋的，而且是革命运动的领袖阶级”。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开始参与和领导革命后，中国革命发生明显的变化，“此后的民族革命运动便能有群众的、广大的范围”，并且“渐渐的将以前模糊的革命政纲变成很明了的革命口号——反对一切军阀，推翻帝国主义”[22]。4月，在《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一文中，瞿秋白进一步阐明了五四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称其“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23]。1926年1月，瞿秋白又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文中，进一步区分了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革命。他没有把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看作一个整体，而是从世界革命潮流变化和中国革命内容变化两个维度阐明了中国革命的两个不同阶段。他提出，十月革命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即使有革命，也只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便含着多量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在内”，“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24]。这就阐明了十月革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开启了新的革命潮流，这个革命潮流在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无产阶级成为“主力军”。在此基础上，瞿秋白提出，“社会革命开始的时代，便是殖民地弱小民族里国民革命开始的时代”[25]。这就明确了只有十月革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才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体到中国革命，瞿秋白提出，“中国的五四运动，事实上，思想上都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动”。与十月革命相呼应，“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端，正在于五四时代”[26]。这就对五四运动前后两个阶段的中国革命作出了较为明确的区分，在中共党内较早阐明了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比较清晰地说明了五四运动开启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是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角度理解中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逐步成为中共党内的共识。例如，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提出，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的革命的政治争斗遂开新纪元”。他把中国革命分为“旧阶段”和“新阶段”两个部分，“旧阶段”主要指五四运动之前的阶段，“新阶段”指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阶段[27]。在此前所写的《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中，蔡和森还把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看作一个整体，而到撰写《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时，他已能对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作出较为明确的区分。蔡和森的认识发展过程，是中共党内很多人的缩影。
与此同时，五卅运动的爆发推动中国革命地位迅速提升，这使得中共党内有人开始把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五卅运动爆发后，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评价五卅运动为“继十月革命后最重要的事件”[28]。对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也有了新的认识。如蔡和森提出“中国革命将成为殖民地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模型”[29]。更有甚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发表《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在世界革命上的意义》一文，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将有执世界革命牛耳之可能了”。文章还提出“世界革命重心”转移的问题，认为“世界革命重心不转移则已，世界革命途径不改变则已，若转移若改变，试问目前除中国之外，又谁能当之呢？”[30]。邓中夏也认为，“这次罢工使全世界看清楚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同一观念，认为现在世界革命重心移到中国来了，中国革命可使全世界革命成功”[31]。正是因为五卅运动的重要意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共党内很多人把五卅运动视为大革命的起点。共产国际不认可中国革命的中心地位，但也承认中国革命地位的提升。共产国际于1926年在中国设立远东局，1927年召开太平洋劳动会议，以中国为中心联络和协调东方各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国成为远东地区的革命中心。
三、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地位的先降后升从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到遵义会议之间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认识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化。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之初，共产国际从十月革命的经验出发，以武装暴动为主要标准评价中国革命，质疑中国革命中形成的武装割据，认定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将注意力转向印度革命，降低中国革命的地位。中东路事件后，由于武装斗争重要性的上升，共产国际又转而认可中国的武装割据，再度提升中国革命的地位，重新把中国革命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乃至整个世界革命的最前列，认为“中华苏维埃革命成了世界革命的重大因素”[32]。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的先锋地位和“榜样”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已经过去。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通过的《中国问题》明确提出，“工农大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现在并不存在全国范围的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33]。受此影响，中国革命地位一度下降，共产国际六大转而强调印度革命“在殖民地世界的首要意义”[34]。
对于共产国际的看法，中共起初难以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决议案的决定》提出，“中国革命的浪潮不是在消退，也不是与间歇时期相适应的沉寂或停滞”，“革命浪潮的高涨是现有的事实”[35]。虽然中国的武装暴动没能像十月革命一样一击而胜，却孕育了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海陆丰、井冈山等武装割据相继建立。中共党内很多人把武装割据的发展作为中国革命形势高涨的标志。例如，身处中央的瞿秋白提出，“在发展形势上，广东各暴动区域的倾向于汇合而夺取省政权，湖南南部七、八县及江西西南几县已经在农民势力范围之内，从萍乡到株洲，从醴陵到平江也是如此。江西其他各县，尤其是湖北的各县以至河南南境，农民暴动及游击战争大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他认为，“革命高涨的形势，很明显的是在进到更加紧张的过程之中”[36]。又如，身处地方武装割据一线的毛泽东也认为“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他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37]。
但受十月革命经验的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开创的武装割据这一新的革命形式缺乏信心。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就明确反对中共大力发展武装割据，强调“必须反对醉心于分散的、彼此之间并无关联、因而是注定要失败（这种危险曾经出现在湖南、湖北等地）的游击战”[38]。为召开中共六大，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云集莫斯科。斯大林利用这个机会当面向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共领导表示“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即使有些地方取得政权也“不能持久”[39]。布哈林还亲临中共六大，提出“不要将红军聚到一个地方，最好将他分成几个部分，三部分，四部分”，并且“经相当的时间再转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另外的区域中，还是照样的杀土豪，吃鸡，过了相当时间之后再前进”[40]。
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国共产党一度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以及关于武装割据的态度，并随后对武装割据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提出，“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对于武装割据，该议决案提出“不可以过分估量”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力量和影响[41]。此外，《农民运动决议案》明确，农民运动的中心工作是通过组织农会、领导农民日常斗争的方式“夺取广大的农民群众”[42]，而非开展武装斗争。《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强调，中国不会出现苏维埃政权与敌对政权二元对立的局面，实际上是否定了通过武装割据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权再逐步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思路[43]。也正是如此，周恩来后来才批评中共六大“不重视农村武装割据”[44]。1929年2月，中共中央致信毛泽东等人，要求将红四军按照每队不超过500人的规模，“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45]。这封信被称为“二月来信”。湖南、广东、湖北、福建等存在武装割据的省份也都收到了类似的指示。在以前委名义回复中共中央的信中，毛泽东委婉地批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坚持了正确的意见[46]。其他很多地方最终还是执行了中央的指示。
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爆发，改变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武装割据的态度，推动了中国革命地位的再度提升。中东路事件出现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更加重视中国国内的武装革命，逐步改变了对武装割据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集中资源发展武装割据尤其是“毛泽东的地区”，推动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①。受共产国际态度转变的影响，9月28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将分散武装的策略视为“不正确观念”，转而要求红四军“集中力量”，扩大武装规模[47]。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从“二月来信”要拆散红四军，到“九月来信”把拆散红军视为“不正确观念”，短短7个月间，武装割据的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随着中国武装割据的发展，无论是共产国际、联共（布）还是中国共产党都开始重新认识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中共党内普遍开始呼吁提升中国革命的地位，李立三甚至提出了“中国革命优先论”。在李立三看来，中国是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中国革命的胜负也必然要决定世界革命的胜负”，“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可能，而且这一爆发以后，必要引起整个世界革命的兴起”[48]。虽然共产国际不认同“立三路线”，但认可中国革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的领头羊地位。1931年3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曼努伊尔斯基代表主席团作了工作报告。他提出，“中国成为殖民地世界中革命运动的先锋”[49]。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中国革命在经历短暂的地位下降后，又依靠武装割据的发展重新成为世界革命的焦点。会议开始把中国革命中形成的武装割据这一全新的革命形式推向国际。如德国代表诺依曼提出，“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实际上已经由在中华苏维埃地盘上的经验接受了考验，而且可以大致为其他各国制定基本方案”[50]。随后，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的库西宁进一步总结了中国革命关于武装割据的新经验。他提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跟其他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51]。他认识到，十月革命的模式是先夺取政权然后建立红军和苏维埃，但中国革命的步骤恰好相反，“先是个别共产党人组建红军支队，而这些支队建立起新的无产阶级政权”[52]，即先建立革命的武装割据，然后逐步依靠武装斗争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始总结自身革命经验，例如，1933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中国共产党代表提出，中国革命“丰富了列宁关于临时革命政府、革命军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巨大作用和意义的理论方针”，中国共产党关于武装割据和苏维埃的经验“不仅成了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财富，不仅成了对印度支那、印度、朝鲜、台湾、古巴和整个殖民地世界人民解放斗争有效的榜样，而且成了对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首先是我们日本、西班牙等国同志丰富的教训”[53]。
四、以中国革命为中心认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从遵义会议到抗战胜利之间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成熟阶段。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主体性意识完全觉醒，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确立了以中国革命为中心的新理念。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以中国革命经验为基础阐发了适用于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阐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一般规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认识走向了成熟。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主体性意识逐步觉醒，确立了以中国革命为中心的新理念。
首先，更加强调中国革命的自主性。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提出，“斯大林在同一个美国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革命不能输出。’同样正确的是，革命也不能输入”[54]。这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虽然受到了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但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复杂演变后的结果，中国革命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
其次，更加系统地阐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1936年，在反思土地革命战争军事战略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批判了土地革命战争中出现的两种忽视中国国情的错误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第二种观点认为“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受错误观点的影响，中国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毛泽东提出，主观上少犯错误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也就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55]。在实践中，这种方法体现为重视中国革命的特殊国情和具体经验。随后，毛泽东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提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56]。
再次，更加清晰地阐明中国革命的基本立足点。在处理自身奋斗和国际援助关系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走过弯路。遵义会议后，从中国革命的主体性出发，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但中国革命归根到底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57]。毛泽东提出，“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58]。
最后，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在反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作得失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基本立场。毛泽东指出，“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59]。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重大原则性问题有了更加自觉的坚守。例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党人不要提出他们在民族阵线中的领导权问题”[60]。中共党内还有王明与之呼应，提出“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61]。面对来自党内和共产国际的压力，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领导权问题作为关系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明确资产阶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62]，只有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当然，中共党内对上述思想的接受并非一蹴而就。例如，全民族抗战初期，王明无视中国革命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错误主张。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立足中国革命实际、以中国革命为中心的正确思想才逐步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革命的主体性并非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世界革命的整体性。在中国革命主体性意识彻底觉醒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大命题，并对其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作出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63]。那什么是“的”，什么是“矢”呢？毛泽东强调，“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64]。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矢”要射的是两个“的”。这两个“的”，不仅有“中国革命”，还有“东方革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还要以中国革命为基础探索“东方革命”即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规律。这个揭示“东方革命”一般规律的理论，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如前文所述，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尝试在区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认识和阐释“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重要命题，但相关论述还很不完善，尤其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普遍性问题缺乏认识。与今天一些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诠释为专门针对中国革命的特殊理论不同，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与其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一样，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高度统一。首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成的时代背景方面，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都是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新的世界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65]。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毛泽东提出，“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66]。再次，毛泽东详细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般性特点。他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67]。他强调，“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68]。也就是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如革命对象、动力、任务等，也一般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毛泽东不仅详细分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特点，而且还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模板概括出了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的一个特殊的革命阶段。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系统阐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既是为了射“中国革命”这个“的”，也是为了射“东方革命”这个“的”。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还提出了毛泽东思想。1945年中共七大详细阐述了这一重要思想对世界革命的意义，强调“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69]。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五、中国革命的胜利及其对世界革命的影响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深化阶段。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此基础上，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1947年9月，在冷战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苏联联合欧洲主要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从组织名称上我们就能看出，该组织聚焦的是欧洲，不能覆盖亚洲等其他地区。随着中国革命逐步走向胜利，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希望由中国共产党牵头组建亚洲共产党情报局，承担亚洲革命领导者的角色。
1949年1月31日至2月上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西柏坡访问。2月3日晚，米高扬在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中，提出“应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这个组织的成员“最初可以有三个政党：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以后逐步吸收其他政党”。随后，中国共产党收到缅甸共产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等4个共产党的来信，来信建议中国共产党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但毛泽东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70]。
1949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会谈中，斯大林充分肯定了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他强调，“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这个道理是明显的，犹如中国难以像苏联那样在欧洲产生影响一样。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71]。斯大林的谈话表明，苏联共产党不仅认可了中国共产党在亚洲革命乃至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的中心地位，而且希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施分工，由苏联共产党领导欧洲革命运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亚洲革命运动，形成一东一西两个中心。
虽然亚洲共产党情报局最终没有建立，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地位的提升有着清晰的认知。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在阐释中国革命意义时，往往将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相提并论。例如，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在《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对于世界来说，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世界历史中的最大的事件”。他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现在为止有两个典型，即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的人民民主革命”[72]。也就是说，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典范，中国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典范。陆定一的文章代表了中共党内很多人对中国革命世界意义的认识。
1949年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举行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刘少奇在会议开幕词中提出，各国应向中国革命学习。他强调，“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就是它们的最好的榜样”，“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73]。在此之前，虽然中国共产党也提出过革命经验，甚至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一般规律的高度阐述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但没有主动向其他国家直接宣传和推广中国经验。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地位和意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经验可以脱离具体国情、无条件地普遍适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照搬中国革命经验。例如，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74]。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多次强调相关问题，提醒其他国家结合本国实际开展革命斗争。又比如，刘少奇在介绍中国革命经验时也提醒“要警惕和防止中国革命经验的死板的机械的‘输出’”，“中国革命经验只能作为他们的借鉴”[75]。
不仅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许多国家共产主义组织也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价值，并主动学习中国革命经验。例如，越南在抗法斗争中深入学习借鉴了中国革命经验。20世纪50年代，越南方面还曾设想把毛泽东思想列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计划在党章中提出“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实践的结合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基础和指南针”。最终，在毛泽东的坚持下，越南方面才删去了这句话[76]。又如1948—1949年，印度共产党也逐渐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作为印度革命的指导方针，还曾称“殖民地世界的各国共产党都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它们的榜样”[77]。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直到21世纪还有很多地方在学习中国经验。例如，尼泊尔的毛派共产主义组织把毛泽东思想运用于尼泊尔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尼泊尔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78]。
结 语回顾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历程。在起步阶段，即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中国共产党阐明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一部分，并且推动了共产国际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类型和策略理论的发展。在雏形阶段，即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初步区分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和阐述中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从理论上初步阐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在五卅运动中践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发展阶段，即从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到遵义会议之间，中国革命经历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变，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也随之先降后升。与此同时，以武装割据为主要斗争形式的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的以武装暴动为主要斗争形式的革命新道路，中国共产党推动共产国际逐步接受了武装割据这一全新的革命形式。在成熟阶段，即从遵义会议到抗战胜利之间，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主体性意识觉醒，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确立了以中国革命为中心的新理念。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以中国革命经验为基础阐发了适用于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阐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一般规律。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确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影响力继续上升。在深化阶段，即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之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革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开始承担亚洲乃至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重要引领角色。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上强调，中国革命道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具有普遍适用性。中国革命的影响力有了显著提升，中国革命经验对当时乃至今天的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透过这个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开始推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形成双向互动关系。起步阶段，中国革命就已经开始影响世界革命，但这个过程是自发的。到雏形阶段，中国革命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开始从个人行为发展为组织行为、从自发的行为转变为自觉的行为。进入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能够影响共产国际乃至世界革命有了更加自觉的认识。再到成熟阶段，中国经验发展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概括出一般规律，中国革命对世界革命的影响走向理论化、体系化。最后，在深化阶段，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中国革命经验在实践上深深影响了世界历史。
当我们从大历史观出发考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我们会发现，从创立之初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出发来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革命年代，中国与世界形成了深度关联和双向互动。一方面，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潮流推动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阶段；另一方面，中国革命把中国经验反馈给世界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壮大。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的局面，在革命年代就已经出现。从百年党史的大视野来看，中国经验国际化的过程按照主题和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国际化；另一个是中国建设经验的国际化。本文所探究的主要是前一个过程。而今天中国式现代化方案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过程，是后一个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开启的中国经验国际化历程的当代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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